需求催生“代妈”职业，一次可获十几万
“全国的辅助生殖中心由100多家开到380多家，说明解决不孕不育的市场需求很大。”上海集爱遗传与不孕诊疗中心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孙晓溪说，2015年，在上海就有四万八千多对不孕不育的夫妻寻求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做试管婴儿做了三万八千多对，增长速度很快。而根据中国人口协会2009年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国内不孕不育治疗失败率占66%，按此比例推算，最终不孕不育比例是13%左右。
孙晓溪介绍，大城市人们婚龄育龄延后等因素可能加重了不孕不育现象，特别是大龄女性更会遭遇生育困难，“很多患者是年轻时不想生，等想生的时候意愿又很强。”
在孙晓溪这里，年纪最大的女患者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成功产下孩子已是46岁的高龄，从数据统计来看，当时该患者生下孩子的几率连3%都不到，并且此前已经失败两次，是第三次试孕。“我之前也跟她说，机会非常小，建议她不要再做了。”孙晓溪介绍，但是，女患者本人非常坚持，好在她第三次移植顺利最终成功生下了一个男孩。
“代孕问题比较敏感，现在上海各生殖中心都是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孙晓溪说，作为临床医生，他也同情那些不孕不育的夫妇，很多不孕妇女不是不想自己生，而是因为子宫等问题自己没法生。
“我们中心门口常常有满地的小广告，市场需求非常旺盛。”孙晓溪对记者无奈地表示，在他看来，代孕在医学技术上挑战不大，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法律和伦理。“不过，医生也只能是同情患者而已，有关规定禁止的，作为医生也是无计可施。”孙晓溪说。
“我有一个儿子，两岁半。”张艳（化名）告诉记者，张艳来自湖南省的一座县城，就在不久前，今年31岁的她又生下了一个八斤重的女婴，但是，这名女婴并没有张艳的基因，因为张艳是一位代孕妈妈。张艳坦言，自己离异又要扶养儿子，做代妈完全是出于经济压力的无奈选择，通过代孕获得的近20万元报酬除去买了一辆车，其他被她用作补贴家用。
在亲友面前“消失”的这一年时间里，张艳住在代孕机构提供的宿舍，三室一厅住了三个代妈和一个保姆，保姆住客厅，照顾代妈们的生活。代妈们生活上服从代孕机构的管理，不能上班，也不能回家，业余时间做微商赚点零花钱。
如今，张艳有了一份新的工作，她对自己产下的女婴的印象也渐渐淡忘，女婴是出院当天就被抱走的。“你放心，代妈肯定不会留下孩子，因为没有血缘关系，而且她们也养不起。”某代孕中介对记者说。
代妈李芳（化名）是江西人，有一个三岁的女儿，来到上海打工后因丈夫外遇离婚独自扶养女儿，后来因工作的变故，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积蓄也快用完，李芳无奈之下选择一次可获得约20万报酬的代妈工作。但是，李芳最终尝到了做代孕的痛苦和煎熬，她连超市也不敢逛，怕遇到熟人。老家的父母想来上海看她，她也只好撒谎说自己经常出差避而不见。
有业内人士对记者透露，目前各大城市的代孕价格不一，北京最贵，上海处于中游，代妈的报酬则相差不大。
法学学者：代孕摧残人性，应尽快出法律加以规范
“可能有人要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但如果你站在代母的立场考虑，代孕也是一种对人性的摧残。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长秋对澎湃新闻记者说，根据他的调查了解，类似张艳那样最终到手报酬有20万元的代母收益算不错了，“这样的中介老板已经很讲‘良心’了，很多情况是大部分钱都被中间环节拿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