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日，江苏宜兴寻亲会上，弃儿们举着资料牌希望能找到亲人。《宜兴日报》丁焕新摄
希望与绝望
上万北方孤儿，怀着一腔热望而来，又因为隔着遥远的时空，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
吕顺芳家里上千份寻亲资料可以佐证他们的心理：大多数人都在资料中强调，“我如今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不求金钱，只为一份血脉亲情，见老父母最后一面。”
从2000年至今，无锡、常州、南京等地每年举办寻亲会，从来都是弃儿多，父母少。
潼关另一位弃儿周进峰回忆起他经历的多次寻亲会，内心酸涩：偌大的场馆里，挤满了五六十岁的弃儿，人人把写了个人简介的寻亲牌举在胸前，左等右等，却等不来几个找孩子的亲人。一场寻亲会办完，回潼关的车厢里，都是女人们的哭声。
吕顺芳猜测，隔了漫长岁月，父母们老的老，死的死，还有些并不知道寻亲会的消息。“当然也不排除，当时家家孩子都多，没那么金贵，确实有人没打算把孩子找回来。”
每次去一趟南方，潼关寻亲团里总有人退掉QQ群，犹豫半晌，又加进来。说下次再也不去的人，也狠不下心，下次还是跟着满怀希望地去了。
但不管是南下十次的王金虎，还是南下七次的李万成，都没有找到亲人。
王金虎比李万成稍好点，他在派出所找到了自己的迁移证明，他被嘉定福利院收留，取名叫毛凡。在那个特殊时代，弃儿们男孩姓毛，女孩姓刘，寓意毛泽东的儿子，刘少奇的女儿。
这些年，DNA认证逐渐普及，一度给王金虎带来新的希望。但他很快发现，他认定的自己家乡嘉定，只有2人入了寻亲库。
“没人找弃儿，你去和谁对？”他眼神黯淡下去，脸上是一种木然的绝望。
当然，并非全是不幸。
“真正能找到亲人的，也有千分之一。”这是吕顺芳多年的经验。
到如今，“吕大姐寻亲网”仍不时有标红大字的滚动文章，“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又有亲人的DNA比对成功了！”16年来，吕顺芳促成了200多对亲人相认。
而那极少数找到的幸运儿，面对一段陌生的血缘亲属，双方的心情又是尴尬而复杂的。
亲人间的相互试探，并不少见。一位洛阳的弃儿，如今已是富商，在去年找到上海的亲人。在没做DNA之前，他要求隐藏自己的富庶，“一是看看他们会不会瞧不起送走的孩子，二是不想太早露富，让事情变复杂”。
一位洛阳弃儿，前两年找到了在温州的母亲。找到后，四个姐姐、三个哥哥便叫她回去伺候卧病在床的母亲，直到母亲去世，兄姐都未帮她一把。
她难过心塞，母亲死后，她回了洛阳，与兄姐断了联系。
另一种情况是，就算找到了亲人，对方也不想相认。
去年，一位洛阳弃儿寻亲时，一男子看了她的资料和胎记，明确告诉她，你就是我妹妹。但是父母已经不在了，这位哥哥不想再走动。
吕顺芳介绍，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多发生在父母去世、多兄弟姐妹的家庭。
对方最常说的是：看看你还活着，生活还可以，我们就放心了，不用再来往。
是不是真的又有多重要？
7月中旬，新京报记者走访宜兴高塍镇、官林镇等地，发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家庭弃婴。
在绝望中泅渡的人，总是需要一根救命稻草。
李万成在宜兴认了个亲，他知道那“妈”不是亲妈，但这种关系，给了彼此一些安慰。
那是在2000年，他第一次到宜兴高塍镇。李万成一米八的高个子，大眼睛，高鼻梁，第一眼见着他，70岁的陈老太就坚称，他们是母子。
李万成有些蒙了，陈家人身高都不到一米七，看模样也怎么都不像是一家人。
陈老太太兴奋了，拉着他在高塍镇的大街上四处转悠，说儿子终于回来了，说自己对不起他。李万成有点儿触景生情，又觉得难堪。
直到欢迎他的宴会上，老太不停给他夹菜。他见着她的脸又小又皱，牙掉得没有几颗了，只有眼睛是几乎透明的淡绿色，像小孩儿一样单纯，用宜兴话语速极快地跟他说着抱歉。
他当时心就软了，认下了这门亲。
为了捍卫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儿子，陈老太甚至和同镇的周老太吵了一架——她们在庙里上香时遇见了，互骂对方，都说李万成是自己家的，对方不该横插一刀。
潼关那批孤儿里，有好几个都是这样模模糊糊认了亲，不愿再去做DNA验证。
潼关弃儿周进峰和宜兴一户人家已经认亲十多年，“回家”那天，长嫂端来一盆热水，要给他洗脚。这是无锡风俗，游子在外漂泊归乡，长辈要给他洗脚，慰藉他的辛劳。
回潼关时，哥哥又给他准备了50斤自家的米。当年他饿着出门，如今要饱着走。
“我还能活多少岁数呢？是不是真的又有多重要？找到个亲人，有个安慰，就行了。”
甚至还有的家庭，做DNA表明双方没有亲子关系，他们却坚持是DNA验错了。一年一年，仍然走动着。
余生像江水漂月
更多的慰藉，其实是来自这些寻亲的同路人。
这些当年的弃儿，如今都到了当爷爷奶奶的年纪。离1960年，半个世纪过去了。
从2000年算起，寻亲进入第16个年头了。
他们参加寻亲会、网上发帖、DNA入库，甚至算卦，求签，该做的都做了。
大多数弃儿已经放弃。余浩目送他们灰着心离开无锡。临走时，他们捎上一袋子江南的土，或一瓶太湖的水。聊做寄托。
余浩曾动员无锡当地的官方机构特别是民政部门参与寻亲，但应者寥寥，“这是时代的悲剧，谁敢去揭这个疮疤呢？”
上海市嘉定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六十年代的收容、领养手续不齐全，资料大多已丢失，“寻找亲人的难度已经非常大，政府能提供的帮助实在有限。”
王金虎的养母今年96岁了，时常糊涂，偶尔清醒。每次他一无所获，从上海回来，养母就为他生气：为什么她不出来找？你都去了，她怎么这么狠心。
但因为耳朵上那两道为相认剪下的疤痕，王金虎没法儿死心。
他想着，感情在血肉里，尖刀剜不掉。要么是父母不在了，要么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寻亲。
两年前，他白发一茬茬冒出来，添了外孙，一天见不到，就想得不行。
小家伙一声声姥爷喊得清脆，王金虎忙不迭掏钱包，坐摇摇车、喝QQ星，要啥给啥。
“隔代亲都如此，更别说生养之亲，哪能是轻易抛得掉的呢？”
李万成在潼关开着一家饭店。大西北最深的夜，大家总在他开的饭馆吃饭。上一锅最辣的辣子鸡，把头栽进去吃，头上全是豆大的汗珠。
他们吃完一锅，各自倒一杯当地的西凤酒，点上一根糙烟。
讲寻亲时走过的千山万水，还有在心里沤烂的那些，关于父母和故乡的想象。
说到动情处，把筷子一扔，就放声大哭。
哭什么呢？他说，“五十多年啊，像江水漂月，哭可能永远都见不到的父母亲。”
他顺手捞起桌上一块青花瓷盘，灯下泛着幽微的光，格外好看。只是磕了一角，永远补不上去。
“我活这一生，找不到亲人，也是这样，永远缺这么一块儿。”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实习生 汪婷婷 付子洋 江苏、陕西、河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