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苏冰每年会看望公婆三四次，除夕夜会留在婆婆家过夜——公婆睡着之后两人会分房睡，早上五六点在公婆醒来之前，再拼到一张床上。
台下有人起哄：“亲一个！亲一个！”
站在婚宴的舞台上，Rain要假装笑起来。
他硬着头皮，吻了一下几乎是陌生人的“妻子”的额头，手心全是汗。
这是一场形婚的喜宴。在北京的朋友圈里，Rain已经出柜7年。新娘子“榛子”也是同性恋。
他们要为双方远在外地的父母和亲友编织一场谎言。
Rain的亲友团从云南赶来，作为一个大家族的长子，对他来说，婚姻即使命。
“走投无路。”在此之前，他已经拒绝了父母介绍的17个相亲对象。
形婚，又称互助婚姻。指由男女双方组成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形式意义上的家庭。
这是一个庞大而隐秘的群体。美国的《大西洋月刊》撰文称，“中国越来越多的男同性恋者，正在通过新的方式适应传统的社会规范——与女同性恋者结婚。”
在Rain看来，谎言是为了避免更大的伤害。
喜宴
《喜宴》是1993年出品的一部同性题材电影，影片由李安执导。
在北京摆的喜宴有19桌。
当天出席婚宴的，大多是新郎Rain的父母、亲戚，新娘那边仅有的几个“亲人”，也都是Rain请来的朋友假扮的。
宴请之前，新郎Rain和新娘榛子达成了一致：不拍婚纱照、不请司仪。
榛子一头短发，体型偏胖，平日里常常是皮衣皮裤皮靴。
她几乎不知道该怎么挑选婚宴的服装，仓促拽了两件衣服，一条裙子还是黑色的。
Rain跑了很多服装店，给她选到一件绿色的礼服，花了4000块钱，可还是不合身。
亲友们没有看到两人的结婚证。Rain半开玩笑地跟母亲说，“说不定以后还会换呢。”
母亲对这个新娘子也不太满意，可儿子已经35岁了，能办一场婚礼，也算是了二老一桩心愿：没有结婚证这事儿只要别让爷爷奶奶知道就成。
慌乱的婚宴，在新娘还算标准的微笑中总算平稳结束。
因为配合Rain的需求，婚宴产生的一切费用由男方出。
但他也尝到了中国式婚姻带来的甜头：办了19桌酒，收获礼金15万元。父亲又再奖励给他50万。按照协议，这些钱都是他的。
婚宴之前，Rain和榛子签了一份《形式婚姻协议书》，协议里明确了双方的权责和利益划分。简单说，“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我俩没有半毛钱关系。”
《协议》对遗产也做了约束。“另一方无权继承遗产，同时应出具书面说明其自动放弃该份财产继承的权利。”
结婚证是断然不能领的，Rain明白，一旦双方领了结婚证，这份《协议》就变成废纸。
Rain把形婚定义成“虚假的婚姻”。“一切都得是假的，工作、家庭、朋友、财产……”
这场婚宴，不过是应付亲朋好友的一个谎言。
谎言
婚宴前的三个月，Rain认识了榛子。微博私信里，榛子也在寻找形婚对象。
征得男友的同意后，Rain开始和榛子商量具体流程，一起为“如何编造更完美的谎言”出谋划策。
他早就想好了，“不能用正常婚姻的思维来套形婚，既然要撒谎，就要撒彻底，让这个谎言永远没有被揭穿的可能。”
榛子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榛子从小生活在河北一个小镇上，来京闯荡后，在一本杂志做销售。她有自己的女友。
Rain给榛子安排一个新身份：某大型国企的海外推广人，经常去国外出差，收入不菲。这样可以为以后“夫妻”聚少离多做好铺垫。
他开始虚构“榛子”的家庭：父母双亡。以此杜绝以后双方家庭见面。但思来想去二人觉得不吉利，最后决定互相都说是“父母离异”。离异了，父母还怎么好意思去跟亲家见面？
6月2日，在咖啡馆里，Rain抿了口绿茶，这是他讲述形婚经历起喝的第三杯茶。“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人是真的。”
一个谎言抛出去，要用千万个谎言来圆，家人也不是没怀疑过。
婚宴之前，Rain发给父亲一张榛子的照片，父亲敏锐的注意到女孩的无名指上戴了婚戒——那是她和女友的定情之物。
父亲质问Rain：“她遇到你之前，是不是结过婚？”
Rain用“以前她买着玩的，假的”为借口搪塞过去。
“喜宴”当晚，他与榛子躺在同一张床上，两人背对着背，都远远地睡在床的一侧，他从未感到长夜如此漫长。
那也是唯一一次共处一室。形婚一年，Rain和“妻子”榛子总共通过2次电话、见过一次对方的家人。
“一次电话是因为她父亲去世了，她说自己工作太忙没法请假，让我代替她去送送父亲。”Rain说。他觉得这种要求是应该的，买了车票连夜到榛子家。
另一次通话则是Rain麻烦榛子。他和他男友到瑞士去游玩，在母亲那里，得把男友换成榛子。他让榛子给“婆婆”打电话，好让母亲放心。
双方似乎只有在这种欺骗父母的时候才需要通话，其余时间都只是陌生人。
渐渐地，Rain发现，有形婚需求的群体，比他想象得更庞大。
牵线
在“形婚贴吧”中，仅6月19日一天，就有超过50人发帖寻找形婚对象。
发帖者大多是80后、90后，与普通的征婚帖不同，这些帖子里，对对方的相貌、学历等状况几乎没有提及，更多是“婚后是否同住”和“孩子”等问题。
“这只是冰山一角。”Rain说，他在三年前就开始关注形婚群体。“形婚在中国是个比较隐晦的话题，没有太多资料可以参考。”
他想把自己的经验传给圈内人。
2013年，Rain举办了第一次形婚培训，地点在刘家窑附近的一个60平方米的屋子里。
这次培训共来了七八十人，男女对半，25到30岁之间的适龄青年居多，活动上半场主要从婚宴、两地走动、合租、生子四个方面讲述，期间还有律师配合Rain讲有关婚姻法方面的内容；下半场留给有意向形婚的同志自由交流。
类似的公益培训，Rain前后举办过五六场，一共跟三百多人交流过。
虽然有些成就感，但Rain不打算再培训下去。
至少有两场培训，到场的男女比例在10：1左右。相比男同抱着必走形婚这条路的心态，大多数拉拉单纯是看看，“她们挺犹豫的，特别怕。供需之间不平衡，我不想白费劲儿。”
如果说Rain的培训是偶尔可做的公益活动，Kevin的工作就是每天给同志介绍形婚对象。
从事形婚介绍工作6个月，Kevin已经接手几百号客户。
客户以南方人居多。Kevin发现，形婚介绍的成功率远比给普通异性恋介绍要高，她的客户说话非常直接，不合适绝不浪费时间。
在许多同性恋者心中，形婚是应付父母的唯一出路。为此，他们宁愿付给Kevin每年1万8的会员费，也不会让不明真相的爸妈帮着找一个异性伴侣。
可现实是，在中国，有80%的男同性恋，都找了性取向正常的妻子。
一个被广泛引用和认可的数据是，在中国，约有1600多万女性嫁给了同性恋或双性恋的男子，而目前处于性活跃期的男同性恋者有2000万人。
张北川认为，男同进入婚姻，势必造成对女性权利的践踏。
张北川，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这位国内最早研究同妻的学者感叹，“同妻的命运多是凄风冷雨，我已见到太多的痛苦和泪水。”
一份历时三年跟访同妻群的社会学调查，也佐证了同妻的苦痛境地：“逾九成人遭遇过家庭暴力，三成人在婚姻中没有性生活，但仅有三成人选择离婚。”
张北川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社会问题，但让社会真正接受同性恋，又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
暗礁
十年前，苏冰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把信纸夹在一箱零食里，寄回了山东老家。
信中，她阐明了自己的性取向和对生活的理解。
四天后，父亲回了信息：信收到了，事知道了，你开心就好。
她得到了父母最大程度的包容，此后每次回家都带着女朋友。但几年后，苏冰仍然“形婚”了。
“形婚是为了父母好，如果我不这么做，他们就得面对邻居、七大姑八大姨们的闲言碎语。我不能把原本该自己承担的社会压力推给他们。”
她一直尽最大努力，减少生活中的谎言和欺骗，多些真实和善意。
苏冰父母对女儿婚姻性质的坦然接受，也给形婚丈夫省了不少事儿。“丈夫”根本不需要前去表演，过节时托当地的朋友送点礼物给岳父家。
“每次去他家，总也记不住他家的门牌号。”靠在沙发上的苏冰顿了顿，笑了起来，每次到小区附近，她会去超市买特别沉的礼品，然后打电话给公公或婆婆，说东西太重了，麻烦来帮忙提一下吧。
苏冰每年会看望公婆三四次，除夕夜会留在婆婆家过夜——公婆睡着之后两人会分房睡，早上五六点在公婆醒来之前，再拼到一张床上。
在北京读硕士博士，现在是国有文化企业高管，至今苏冰形婚7年，她对自己的婚姻状态是满意的，而一些知情的亲友甚至羡慕她目前的状态。
前几年，苏冰决定贷款买房，“婚姻”也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按贷款政策，她可以轻松贷到最大额度120万。但由于“配偶”在北京的收入、个税、社保及公积金缴存都是0，以“家庭户”只能贷到105万。丈夫得知消息后，主动借给她40万，她只留了15万，还再三表示这钱“年底一并还清。”丈夫说，“别还了，算是我一点儿心意。”
两人的年收入都不低，“对钱都没那么计较。”苏冰说，更重要的是，她也能感受到对方的善意，不像其他形婚夫妻那样冷冰冰。
更多形婚者没有苏冰夫妇这样和睦，很多新的烦恼和风险摆在眼前。
电影《喜宴》海报。
在一次讲座上，Rain与一个准备形婚却坚持要孩子的听众大吵，“形婚就是要解决麻烦的，而不是让未来的麻烦越来越多！”
孩子，是形婚者争议最大的话题。财产可以婚前公证，但孩子不能。
李银河接触过一对形婚夫妻。“在一起一年多了，现在已经到了打算要小孩的地步，但是这一步出了问题。”
李银河非常理解这种焦虑和纠结，她感叹，在中国，“家庭”的地位远高于“个人”，父母要抱孙子，这个愿望你无力拒绝。
迫于重压，有的形婚夫妻只能“强行”生一个孩子——通过药物或者试管婴儿的方式。也有的不惜伪造一份“无生育能力医学鉴定书”，来彻底让家人死心。
林海总结的数据是，“三至四成形婚夫妻，最后都以离婚收场。”孩子、财产、同性伴侣等问题，都可能让形婚出现裂痕。
林海是国内某形婚网站的负责人，这家号称全国最早、规模最大的形式婚姻专业交友网站的公告板显示：目前，他们已有约39万名会员，“其中有4万多对找到形式婚姻。”
林海说，5年来，会员人数翻了3倍多，纵然有风险，仍选择形婚的人还是越来越多。
改变
十多年来，社会学家李银河都致力于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从第一次提出在《婚姻法》中加入“同性婚姻”的条款起，随后几乎每年两会前夕，她都会委托关注此问题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将这份草稿提交上去。
但每次都石沉大海。
建议中，李银河指出，“据统计，男女同性恋人口在人群中会占到3~4%，在中国就是3900万-5200万人。由于没有同性婚姻法，这些同性恋者大多数会同异性结婚生育。”
这也是张北川一直担忧的“同妻”命运的根源所在。
在张北川看来，“形婚”与“同妻”性质完全不同。只要不违背“自愿”和“无伤害”这两大原则。
张北川把形婚形容为“一种夹缝里的反抗”。他说，“让社会真正接受同性恋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形婚只是一种过渡。”
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Rain也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如果社会认可真的到了那个程度，那我还形个什么婚？”Rain说。
改变正在发生。
“中国同性婚姻登记第一案”的两名原告在法庭外。
今年的5月17日，在长沙，一对男同性恋者站到聚光灯前，互相交换戒指，当众拥吻，成为“夫妻”。虽然这场婚礼不受法律支持。
他们曾是“中国同性婚姻登记第一案”的原告，尽管诉讼被驳回，他们反而坚定了在一起相守的决心。
听到这个消息，Rain很振奋。
“他们是真的大勇敢者，而我只能用谎言来给父母一个安慰。”
他还是看不清未来会是怎样的，也不知道哪一天，这根“救命稻草”，会成为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