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家庭又同时受到社会变迁带来的“分”与“合”的双重冲击。随着新一代独立意识的增强、就业能力的提升、消费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孩子从原生家庭中分离的愿望增强，希望能自主地掌控生活。但同时，物质进步同样带来了欲求的增加，房子、车子、子女教育等各方面压力，常常超出个人的经济能力，这又需要个人通过以家庭为单位的资源集中来解决问题。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在资源比较充裕的家庭还容易解决，比如城市独生子女家庭中，会逐渐形成一种以个人为中心、代际合作的模式。但如果家庭资源贫乏，如农村或是城市底层，尤其又在多子女的情形下，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就很容易出现矛盾和倾斜，而这也让成员的自主选择更为困难。

最后，在扼腕痛惜之余，我们应看到在城市打拼的外来年轻女性的处境，她们勇敢、优秀、独立，但在面临生活困境时却处于最无助的状态，更加重了其无以选择的艰难。她们往往在工作上承受着高强度的竞争压力；很可能租着房，早出晚归，在社区中不被看见，可得的邻里支持极少；而过大的环境和文化差异，又使得远在乡村或县城的父母，对于她们在大城市的生活难以想象，亲人的理解和支持显得遥不可及。在电视剧中，无论是《欢乐颂》里的樊胜美，还是《三十而已》中的王漫妮，最后支撑她们走过艰难时光的都是姐妹情谊，但这在现实中可遇而难求，且没有制度支持。因此，比起她们自己能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整个社会能为她们做什么？如何能使这部分业已凭借自己的努力走了很远的女性，能在我们的支持系统中被看见，在她们需要时可以得到帮助，让她们想要自主选择时可以从内外压力中松绑、与自身和解，这是我们面向“美好生活”时依然待解的问题。

（作者：施芸卿，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社会学所性别与家庭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

《光明日报》（2021年02月01日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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