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减税”计划实施后税收却为何超速增长？

年初开始，财税收入的增速就表现突出。统计数字显示，上半年中国GDP增速为6.8%，税收却增长了14.4%，增速是GDP的两倍还多。

税收的“超速增长”看上去有些匪夷所思：一方面，年初政府就提出了8000亿的减税计划，并于5月份正式开启增值税税率下降政策；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并没有太明显的回暖。因此，看上去，税收的超速增长是没有基础的。

这种看上去难以理解的现象也引发了诸多猜测和讨论，比如认为这可能是强化税收征管力度所致，也有观点认为这种现象证明应当尽早“大减税”。

如何看待这一轮税收“超速增长”的现象？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范子英教授撰文解读。在他看来，理解这种现象，必须从这一轮税收超速增长的基础说起。

税种

今年5月份正式开启的增值税税率下降政策，是实打实的减税——将增值税税率原本17%和11%两个税率档次，各降了一个点。

别小看这一个点的税率调整。要知道，自从1994年设置17%的基准税率以来，在过去24年间，这个税率从来没有调整过。事实上，财税收入与GDP增速的差距，有一部分是合理的计价基础导致的（GDP是不变价，财税收入是现价）。

不过，计价基础还不能解释全部差距。只有明白了这一轮税收超速增长的基础，才能预测这种超速增长也可能随时会被“逆转”。

究竟是哪些税种，支撑了税收的“超速增长”？

这必须从税种结构说起。中国的税种结构是非常特殊的，特别依赖于少数几个税种的收入。其中，第一大税种是增值税，占税收总收入的40%；第二大税种是企业所得税，占总数入的22%。这两个税种，已经占据了总收入的62%。

基本可以说，如果一段时间的增值税增速较快，那么全国的税收收入就会相应较快，反之亦然。其他税种的表现虽然也很突出，但无法推动全国总税收的大幅度增长。

例如，第二大税种企业所得税，上半年增速12.8%，低于全国税收增速；考虑到它在总税收中22%的占比，实际上这一增速还拉低了整体增速。

而第三大税种、也是舆论广泛关注的个人所得税上半年增长了20.3%，在所有税种中增速最快（或许是征管强化的结果），但由于前两个税种的集中度实在太高，导致个税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仅有8%，无法推动总税收的大幅度增长。

因此，全国的税收超速增长，其实主要原因是在增值税。上半年，国内增值税增长了16.6%，年初两个月的增速更是高达22.3%，均高于税收总数入的增速——换言之，增值税的高速增长构成了全国税收超速增长的基础。

事实上，在占比超过6成的前两大税种中，企业所得税增速（12.8%）明显低于增值税（16.6%），也说明了一个广为诟病的现象，那就是企业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缴纳了很多增值税，但企业的利润并没有明显增加。

那么，为何增值税会大幅度增长、并推高整体税收收入的增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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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增值税，是按照生产环节进行征收的。这意味着，它对生产端的价格是非常敏感的，而对最终消费端的价格反而不敏感。

什么意思呢？可以设想，如果上游生产资料价格突然上涨，即使还是那么多等量的中间品，上游生产环节的税基也会因为价格上涨而增加。这样，直接的表现就是增值税收入增加。

比如，2018年上半年的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增速是3.9%，这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上涨。细看的话，其中生产资料上涨了5.1%，生活资料价格仅上涨了0.3%。

这里要注意一个现象：GDP和财税增速脱节由来已久，但财税增速和PPI增速则呈正相关态势。

比如，下图所示，近20年来，仅有少数年份（如2009、2014）的财税和GDP保持相同增速，税收的超速增长反而是常态；至于大家关注的今年上半年税收超速增长，是从2017年开始的——2017年PPI增速高达6.3%，当年的税收增速也由前一年的4.3%猛增到10.7%。

从这张图也可以看出，2000-2017年间，凡是PPI增长速度为正时，也就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时，税收增速就会远超GDP增速；反过来，凡是PPP呈现负增长时，税收增速就会快速向GDP增速靠近，甚至会跌到GDP增速以下。

例如，2012-2016年间，PPI连续5年负增长，税收增速也连续5年持续下降，从2011年22.6%的高位增速下跌到12.1%；2014年，税收增速跌破GDP增速，2016年更是降至历史最低的4.3%。这种情况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还从未出现过，因此也引发了一系列棘手的地方财政危机。

当然，从PPI指数传导到财税收入，有一个时间滞后期。一方面是因为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需要时间逐步传导到中间环节；另一方面是因为企业报税有时间周期，业务发生时间和纳税时间也有差异。从数据可以看出，这个滞后期大概是3个月。

因此，今年6月税收增速回落到6%，是因为3-4月份的PPI降到了3%左右；但随着5-7月份PPI增速回升，7月份的税收增长又上涨到11.4%。

结构

在这一轮税收超速增长中，还有一个现象让人困惑：上半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税收增速分别是13.3%、19.5%、19.7%、10.9%。

这种增速的地理特征，是非常不符合中国的产业分布的。按说，大多数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在东部省份，但东部省份的税收增速反而不如中西部，特别是西部税收增速反而最高。

其实，这些现象的出现也与PPI结构相关。如果按照行业将PPI进行拆分，我们会发现如下事实：

上半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上涨17.0%；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12.7%；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12.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上涨11.7%；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7.7%；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上涨6.9%。

这些行业价格的上涨，合计占了PPI总涨幅的77%左右。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终端产品的价格几乎没有上涨，比如纺织业上涨1.9%，汽车制造业上涨0.3%。也就是说，这一轮的PPI上涨，主要是由原材料和采掘业驱动的。

众所周知，原材料和采掘业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受益于生产端资料价格上涨，征收了较多的增值税，在全国统一的五五分成比例下，地方留存的部分也随之增加。这也就解释了上面那个现象：中西部税收增速领跑全国。

这种模式的PPI上涨，不仅仅使得中西部受益，也同样会使得部分产业受益。例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利润增长了3.1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利润增长了1.1倍。

由于上游生产资料行业很多是国有企业，也使得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长最快，达到31.5%（同期私营企业仅为10%）。相应地，这些上游行业也是企业所得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到这里，结论就浮现出来了：是PPI增速、生产资料价格、上游环节的涨价，支撑了本轮税收快速增长。

方向

理清了税收超速增长的基础以及结构性特征之后，关于未来的政策方向就可以做出相对清晰的判断：要么大减税，要么大改革。两种思路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政策，最终效果也会不同。

先说大减税。同样，在中国谈大减税，实质上就是增值税减税。

这是因为，对于企业所得税这个税种来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发现有40%的企业是不交所得税的。虽然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为25%，但实际税率仅为13%；同时，为企业所得税贡献较大的，都是上游行业的国有企业——前50家大型企业贡献了25%的企业所得税，大多数民营非上市公司的所得税非常少。因此，在现阶段，减企业所得税并不能有效缓解下游制造业的困境，因而对激发市场活力作用甚微。

而如果要减增值税，则需快速将现有的三档税率并入两档，例如将16%降到13%、10%降到6%。毋庸置疑，流通环节税负下降了，商品价格也会下降。

但这会引发两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一是财政风险凸显，在财政支出规模没有下降，同时支出效率没有明显提升的前提下，大幅度降低增值税税率会导致明显减收。如果减税的同时伴随了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那么就会成倍地减收。一旦财税收入增速长期低于5%，地方财政风险就会爆发。因为，在总量5%的增速时，会出现很多地方增速为负；一旦财税收入负增长的地区过多，中央财政就会驰援无力。

二是降低增值税税率，不一定能直接降低企业税负。增值税是价外税，只要抵扣链条顺畅，严格来说并不影响企业利润。

还有一种增值税减法：维持税率不变，增加进项抵扣，从而减少企业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考虑到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以及税务部门征收社保后的实际负担上升，可以将企业的工资以及附加的社保支出纳入进项抵扣。这个减税方案的难点在于，工资是增加值的一部分，允许抵扣的话，就与增值税理论矛盾。

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实质性为企业减税。企业负担“一增一减”，增加的劳动力成本部分越多，减少的增值税部分也越多，激励企业自主如实申报个税和社保；

二是促进下游制造业的回暖。劳动密集型行业都是产业链的下游，这些行业面临的劳动力成本压力最大，通过增加进项抵扣的方式，可以更加倾向性对这些产业进行扶持，既解决了就业问题，也为社保系统的可持续做了贡献。

接着来说说大改革。从这一轮的税收超速增长来看，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恰恰是因为去产能导致的。并且，从所有制构成来看，民营企业的现状更令人担忧。

大改革的好处也很直接。好处之一，是可以缓解下游产业的成本压力，改革上游生产资料行业，增加生产资料供给，这样就会降低原材料的价格，提高下游制造业的利润空间。要知道，今年上半年，上游产业利润成倍增长时，下游的纺织业利润下降了1.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下降2.3%。

之二，则是随着上游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所谓的税收超速增长就不复存在了。

当然，在对内改革的同时，对内开放可能会更有效果。应该要逐步放开对资源和能源型行业的管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大幅度增加生产资料的供给总量。

同时，规定国有资本要逐步退出下游的竞争性行业，将与市场需求直接相关的行业留给民营资本，通过提高制造业利润率的方式来吸引民间投资的增加。

（文/范子英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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