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企业时代，有以海尔、长虹为代表的民族家电企业与日本企业竞争海内外市场。到了现在互联网时代，以腾讯和阿里巴巴为首的互联网企业也开始在国际上与美国的互联网巨头竞争。虽然它们都有很多做得不好，或者让人诟病的地方，但是在民族工业发展这件事上，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反观印度则不然。印度缺乏民族企业家精神，印度的商业文化更多也是买办文化。说得通俗点就是替外国服务的文化。这和印度长期被英国人殖民有关。很多人都了解印度的IT与国际的接轨甚至比中国还早，但是印度并没有产生哪怕一个像样的IT公司。印度人都喜欢在美国的IT企业打工，做美国的IT产业的一个关联者，而不是有力的竞争者。
我们再拿手机举例，诺基亚作为非智能机时代的移动巨头，其实在中国和印度都有工厂，但是诺基亚这样的巨头在中国设厂带动了中国的本土手机制造业发展，而印度本土的手机制造业则一直不温不火。到了智能机时代，中国已经有了可以与苹果三星抗争的华为、中兴、oppo、vivo等一众品牌，而印度的手机品牌现在不仅继续被国际巨头如三星和苹果压着，也同样被这两年后才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国新兴品牌如vivo和oppo压制；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进一步倒退。如今印度销量排前5的手机，除了第一名三星外，其余四名都是中国品牌。
02,印度的地方割据主义
正角评论：是否可以说，只要我们不激发印度针对我国的仇恨和民族主义情绪，那么从文化角度上看，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会是在扮演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市场，而不是竞争者？中国民族经济的崛起，除了文化，政府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您的著作《行为联邦制》里，您深刻地分析了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起的作用，您称之为“发展型政府”。那么印度政府会不会对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呢？
郑永年：讨论印度政府的作用就要讨论印度的政治制度与目前的政治生态。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出了“行为联邦制”。在“行为联邦制”下，政治上是高度集权的，但经济上很分权，塑造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强大动力，西方一些学者把中国的地方政府称之为“公司型政府”(corporate st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