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沉船事故中，船长逃命和教师自杀形成了对比，但这不能完全归结到“国民性”上面，更应被看作人性的两面。
载有476名乘客的韩国“岁月”号客轮，16日在韩国珍岛郡屏风岛以北海域沉没。截至昨日17时20分左右，已有32人遇难，仍有270人下落不明，其中超过200人是学生，失踪人员中包括4名中国公民。
此次沉船事故，在国际上引起高度关注。在中国网络上，此次事故中出现的两种迥异的行为方式，引发网民热议：涉事客轮船长李俊锡在事发后不是积极指挥救援，而是率先逃离；而成功逃生的京畿道檀园高中教导主任姜某，则自缢身亡，他留下遗书称，200多人生死不明，我没有信心一个人活下去，所有责任都在于我，是我筹划了此次修学旅行。
一边是率先逃离的船长，一边是在自责中自缢的教师，在同民族的人的身上，出现这判若霄壤的两种“自处模式”，它们呈现强烈反差。这也让人质疑：同样是人，为何差别如此之大呢？
毫无疑问，船长率先逃离，确有求生本能的成分在其中，但虑及其身份，他显然违反了社会所认同的一种不成文的“角色伦理”：发生海难，船长应最后离船（这源于1852年2月英国“伯肯黑德”号在开普敦海岸触礁的案例，当时船长萨尔蒙德命令先让妇女儿童坐上仅有的三艘救生船，结果，船上642人中有193人生还，包括船长在内的所有官兵和船员全部遇难）。
求生是人之本性，但后赋的教化，会导致人会裹上某种文化习性。在中国古语表述中，也即所谓“习相远”。教师姜某自杀，基点是“耻感”，从中可以看出文化习性的修为程度：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此次海难中，很多教师们可能为让学生先行逃离而未能及时逃生。这似乎也契合了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指出，美德是通过部落成员的共识和推崇而慢慢成为所有人的行为准则并遗传下去的。
也正因文化习性会伴随着道德认知与无形回报机制，所以它会被奉若圭臬。姜某自缢，内含着这种文化习性驱动；而贪生怕死的船长逃生后，也会被一个社会所推崇的荣誉感和相反的耻感所钉牢和敲打，他自己就说，没脸见人。
很多网民以“国民性”作为解释框架，去看待这两种行为，得出推断韩国民族文化中的共性成分。毫无疑问，沉船中的教师和船长、船员同为一个族群，会受到相同的文化习性的浸染，但做出迥异的行为选择，说到底，还在于文化习性的“密度分布不均”有关：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谁也没法保证，他们都处在一个道德水平线上--尽管韩国的耻感文化确实浓郁。
从职业来说，韩国教师的职业伦理要求一直很高，对文化习性的获得也很强调“一日三省吾身”，所以会在教师群体中普遍体现先人后己的行为方式。尽管不能说韩国的船员职业伦理的培育层次较低，但具体到个人，文化习性的获得并不一致，如船长李俊锡在海难时未具备应有的职业伦理准则，可能有其轮船公司的责任，也有可能源于个性中的消极成分。
说到底，船长逃命和教师自杀，不能完全归结到“国民性”上面，更应被看作人性的两面。这起悲剧，确实内蕴了不少“民族的”因素，但也为审视人性与文化习性的繁复，提供了一个沉重切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