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牛不多
贵族地方庄园中或豢养有大量耕牛
长沙简牍博物馆研究者熊曲通过对孙吴嘉禾二年（公元234年）临湘县官吏上报的一份完整官牛统计簿（即《官牛簿》）进行研究发现，嘉禾二年，临湘县共有官牛应为43头，除去丢失和死掉的牛，总共官牛才30头。这个数字对于三国时期的粮食生产大县临湘县来说是极少的。
从这份《官牛簿》中，可知当时的官牛以黄牛为主，主要为母牛或阉牛。这份《官牛簿》中记载了官牛的毛色、牛龄、牛的来源、养牛人等，是一份珍贵的官牛档案。从牛的来源看，有些牛本是普通民众所养，因养牛人亡故，他们所养的牛，遂成为了官牛。其中有两条母牛，本是一位叫赵可的自耕农所有，因赵可亡故，这两条母牛便收入官府，成为官牛。
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王素、宋少华、罗新等人早已发现走马楼吴简中有大量涉牛简。这些牛，并未计入到官牛簿中，简牍中除有黄牛外，还出现有水牛。
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引了《吴录》中的一个故事，称：步骘，这位三国时期与长沙关系最密切、封地在长沙的临湘县侯，在镇守武昌时，接纳了不少从北方逃亡过来的降人。有降人王潜等称，曹魏极有可能进攻东吴，他们正在大量制造布囊，准备用布囊装填沙子，在大举进攻荆州时，用沙袋塞住长江。步骘连忙将他获得的敌情向孙权报告，要求孙权拨兵做好预防准备。孙权听后大笑，认为，用沙袋塞住长江，这根本不可能。他和步骘打赌说，如果我说错了，我可以赔你千头牛。当然步骘不可能赢得这场赌局。但这似乎能从侧面反映，除了已发现的《官牛簿》上公布的少数官牛外，其实在长沙，自耕农、地主和贵族的土地和庄园中也应豢养有大量耕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