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本忠：其实，港科大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有很大一批教授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外派的公费留学生。我是1982年公派日本的留学生，当时国家给我们培训了半年日语，然后一架飞机就把我们150人送到了日本学习。当时，这个名额是非常稀缺的，很多高校一个公派留学的名额都没有。我用了五年时间在日本取得京都大学博士学位，然后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1994年，香港科技大学成立早期，也正是欧美经济陷入低潮的时候，我应聘回港工作。港科大还有很多跟我一样内地背景的教授。他们从哈佛、麻省理工大学等名校毕业回来，有些人现在已经成了所在院系的中流砥柱。当然，港科大开放办学，不仅吸引内地优秀留学生来港竞聘，而且是广纳世界英才而为之，是一个国际化的教学团队。
记者：您是1978年考入华南工学院（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算是文革十年中断后恢复高考的早期大学生，又在1982年第一批公派日本留学深造。为什么最后的落脚点是香港？港科大给了您什么样的平台和机会？
唐本忠：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从助理教授开始做起，然后副教授、教授，最后到讲座教授。可以说香港科技大学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成长的空间。而之前我也去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从事五年的博士后研究，那段时光就像知名导演李安曾经的七年“家庭煮男”时间，就是你有才华却没有发挥的机会。
回来香港也不容易，一个位置几百人竞争，对手都是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的。港科大非常重视科研人才，待遇丰厚，甚至有些岗位的薪酬还高过美国大学，是个炙手可热的地方。我非常感谢香港科大给我这个机会！那真是憋了一股劲没地方使，回来撸起袖子加油干。
早期，香港科技大学从全球招揽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大家干劲十足。深更半夜实验室都是灯火通明，教授们学生们都在做研究。我想，这就是港科大发展迅速的原因。也正是在这里，2001年我和我的团队发现了AIE（聚集诱导发光现象）。
记者：您在世界上最先提出聚集诱导发光概念，一直致力于将实验室合成的AIE材料运用于生物、医疗等领域。迄今为止，全球60多个国家的科研机构都在引用您的论文进行研究。您近年在内地的高校也有少量的兼职教授工作，您接触到的两地高校环境变化有何感慨？哪些政策或者条件的变化起到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