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世人对这场战争的关注经久不衰。长期以来，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人士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观点和形式来描述这场战争，留下了许多研究成果。下面，笔者就抗战研究中的几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作一探讨。
《田中奏折》的真伪是伪命题
《田中奏折》原件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份秘密文件据说是爱国志士蔡智堪利用日本政党的关系，和他在日本经商多年的朋友关系，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日本皇宫内的皇室书库，用了两个夜晚抄录完成的。在1929年末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其真伪问题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
对《田中奏折》是否存在，日本方面一开始就持否定意见。1930年，日本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没有找到《田中奏折》原件。对于这一问题，历史研究者也有许多不同解释。日本研究者提出了许多疑点，甚至有人从冷战的视角出发认为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了《田中奏折》，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进攻东南亚，遏制日本军事势力“北进派”进攻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面临两面作战的压力。
关于《田中奏折》的争论，其实涉及两个层面的根本问题：
其一，《田中奏折》作为历史文件是否必须有原件才能确认其存在，是否因为找不到其原件就可以否认其存在？答案是不能否认。这是因为日本当局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后，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销毁了大量有关侵华行动及其战争罪行的档案。比如，日本人销毁了关东军、宪兵队、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活人试验、化学战、在朝鲜半岛和中国强抓“慰安妇”等有关战争罪行档案，然后翻脸不承认。这些相关的档案原件找不到，不代表这些罪行就不存在，因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其他相关证据链来证明。中国研究者发现，在《田中奏折》公开后，中国官员在国联有关会议上透露了文件抄自日本皇家书库。日本当局随即将书库官员小下勇以下28人全部免职。而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财产损失殆尽。这些事情从侧面证明了《田中奏折》很可能存在。对《田中奏折》，当时的日本外相重光葵后来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承认:“其后东亚所发生的事态，以及根据此种事态日本所采取的行动，似乎正好是以田中备忘录为教科书的，因此消除外国对此项文书之疑惑，是很困难的。”
其二，《田中奏折》作为一个系统的侵略纲领，是否真实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的意志。现在的事实是，日本在1927年以后采取的侵略行动的方向、步骤、进程，与《田中奏折》中所作的战略规划如出一辙。很难想象，局外人能够对战争作出如此精准的预测！
可以说，日本方面极力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就是为了替自己作辩解。历史已有力证明了日本侵略者试图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即使没有过《田中奏折》，也不能改写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上犯下的罪恶。
七七事变不是“偶然事件”
有日本学者认为，七七事变是“偶然事件”。当时，日本虽有侵华意图、有并吞中国的准备，但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日本的战争假想敌是苏俄和美国，对于中国只是希望稳定东北建立满洲国，在其他地方则利用军阀割据的形势逐渐建立傀儡政府、实现控制。
事实上，虽然日本提出以苏联和美国为首要的假想敌国，并确定了南北并进的方针，但不管是针对苏、美，还是北进、南进，都必定先打中国。先征服中国，不仅可解除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战争资源和作战基地。可以说，征服中国是日本世界战略的核心。因此，日本在确定用兵计划时，始终把中国作为首要的侵略目标。
在1936年9月日本陆军省修订的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对侵华兵力使用作出了具体规定：对华北方面，使用2个军（5个师团），根据情况发展可再增加3个师团，用以占领平津地区和华北五省；对华中方面，使用第9军（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地区，另组建第10军（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两军互相策应向南京方向推进，占领并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方面，使用1个师团占领福州、厦门、汕头等地。
1936年上半年，作为日本准备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战略性步骤，广田内阁决定加强日本中国驻屯军，扩大其编制，提高其地位，司令官由少将军衔升格为中将军衔，且为由天皇直接任命的“亲补职”。新编成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兵力由改编前的1771名增至5774名，兵力增加近3倍。1936年9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非法侵占丰台后，即以中国军队驻地为目标，开始进行频繁的挑衅性军事演习。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三至五天一次；演习的时间由白天扩大到昼夜不停；演习用弹则由空包弹发展到实弹。10月26日至11月4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北平西南郊举行秋季大演习，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协同配合，这是以夺取北平外围卢沟桥、宛平城等要点，最后攻占北平为目标的一次预演。1937年3月上旬至6月中旬，日本军部先后派出6批将校级军官，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侦察活动，为策划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5月至6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华北的军事演习进入紧张阶段，特别是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一带的演习愈益频繁。
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后，为了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迅速作出对华增兵的决定。1937年7月11日，日军参谋本部分别向其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下达命令，以指定的部队向华北开进。日本陆、海军还就华北协同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7月15日至17日，日军参谋本部又相继作出《形势判断》，制定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领》，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国中央政权。接着，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华北。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网上网下质疑的人不少，极端者甚至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时候除了做了宣传以外，几乎没干什么实事”。说这些话者不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说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并不是否定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历来承认国民党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主要力量，并肯定其正面表现。但是，纵观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整体表现，实在让人难以恭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轻而易举占领东三省，十几万东北军根本未作有效抵抗。国民党政府一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把精力主要放在“剿共”上，对日本的侵略仅仅是向国联申诉。直到“西安事变”后，被“兵谏”的蒋介石才被迫停止剿灭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军事行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有多于日本侵略者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也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由于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的重大失误，国民党军没有阻止住日本侵略者，几乎丢失了大半个中国。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抗战又由初期的比较积极逐步走向消极，还有大批人员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了伪军，国民党内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汪精卫都成了汉奸。蒋介石虽然一直坚持抗战，但始终给自己留着与日本进行和谈的后路，下不了向日本宣战的决心。直到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导致美国对日本宣战后，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对日军基本上是消极防御，很少有积极的反攻行动。在抗战后期的豫湘桂作战中，在中美空军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面对已成强弩之末的侵华日军，仍溃不成军。在短短的8个月内，国民党军就损失近60万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丢掉城市146座、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中国共产党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抗战的希望。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率先举起抗日的大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受到国民党军重兵围剿时，中国共产党仍投入很大精力领导东北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还从民族大义出发，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全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国抗战开始后，八路军在平型关初战告捷，打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正如时任国民党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续范亭所言：平型关之战的特别意义，“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我们的士气。”全国抗战开始初期，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军节节后退，丢城失地；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不惧艰险，迎难而上，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更是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对抗着约58%—75%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到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日本法西斯最凶残
每年8月，日本广岛和长崎都会举行纪念原子弹受害者悼念仪式。日本俨然把自己当作一个战争的“受害者”。事实上，日本法西斯才是最凶残的。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下，中国大地到处是人间地狱，城市遭到轰炸，村庄遭到焚烧，父老兄弟遭到屠杀，母亲姐妹遭到蹂躏，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和亚洲很多国家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其灭绝人性，世所罕见。
在日本法西斯身上，看不到任何所谓“文明人”的影子，看不到任何“人性”和“人道”的影子。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拿无数中国人鲜活的身体和生命进行生物武器试验并进行细菌战。除“731”部队外，日本还在其他侵华日军设立了名为“防疫给水”的细菌战部队。这些部队对中国军民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造成的中国军民的巨大伤亡难以统计。如1942年5月，日军对云南保山、昆明等地进行细菌战攻击，造成云南56个县霍乱暴发，两个半月内染疫人数达12万之多，死亡9 万多人。滇西日军在其侵华战争失败前，丧心病狂地实施细菌战，致使滇西16个县鼠疫流行，一直延续到195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