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峰认为,拜登政府的全球战略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应对战略竞争对手的做法是有区别的。特朗普代表的共和党更加注重“外部塑造”,通过给对手施加足够大的压力,迫使对方改变行为。拜登代表的民主党则更加注重意识形态、注重“内部塑造”,通过从内部改变对手来改变国家行为,具体手法就是通过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分化对手,同时,通过价值观凝聚盟友,凝聚国内团结。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拜登政府这一操作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二是推行全球战略时更加体系化,更加重视谋势。特朗普属于反建制派,常常不按常理出牌。拜登却是典型的建制派政客,更加注重体系化竞争,注重谋势和谋篇布局。比如在应对中国问题上,他们通过大量国内立法将对华竞争长期化、固定化;更加注重盟友体系和同盟战略,包括在技术上筹建遏华科技联盟,意识形态上搞民主峰会,地缘政治上提升“四国机制”、拉北约东向、组建新的“盎格鲁军事联盟”等。再比如,强调供应链重组,针对“一带一路”搞“重建美好世界”计划(注:美国发起的一项全球基础设施倡议)。从而可见,拜登政府通过体系化方式对华遏制。
倪峰表示,美国政客提出的所谓“中美战略竞争”,是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作出的战略误判,实质就是遏制中国。如果说特朗普开启了中美战略竞争,那么特朗普在任的四年只是中美战略竞争的一场风暴序曲。到了拜登政府,一个建制派的民主党人上台,他这套体系化、谋篇布局的做法,意味着美国遏华的正剧正式上演了。
倪峰指出,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巨大合作空间,不能以“竞争”来定义全部中美关系。美方应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正确看待21世纪的世界和中美关系,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沿着协调、合作、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