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杂志》最近援引哈佛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斯蒂芬·沃尔特的话说，在后疫情时代，隐私问题将日益凸显，比如，在许多国家，人们旅行时要习惯接受体温测试甚至咽拭子取样，要习惯电话被监听、形象被拍照，要习惯位置被跟踪，而有些时候，此类信息的使用并不总限于公共卫生事务。

美国计算机密码专家、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布鲁斯·施奈尔认为，为了公共利益，就需要收集个人的隐私。但在西方国家，人们会讨论“资本主义监视文化”的话题，担心个人信息泄露。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英国作家詹姆斯·克拉布特里认为，相比之下，一些亚洲国家有相对宽松的隐私管理手段，因此，在防疫方面表现得不错。布鲁斯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给这场争论增添新的紧迫性，并引入诸如公共卫生当局和医疗部门等新的行动者，如医学界会以疫情为理由，更加强烈地要求能获取详细的健康数据进行研究或预警。他建议：“要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设计出以集体方式利用我们的数据来造福全社会的系统，同时保护每一个具体的人。”

【环球时报驻德国、美国、奥地利、法国、西班牙特约记者 青木 侯义莹 夏雪 姚蒙 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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