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普斯：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通常不会被考虑的干预措施。关于宏观经济，如果我可以引用凯恩斯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不知道对于未来全球经济的各个参与者来说，什么是最好的策略。

李大巍：即使在疫情期间，中国政府也在鼓励人们用创新的思维、新的技术来抗击疫情，比如基于5G技术的远程医疗，基于人工智能的设备。在复工复产后，中国政府强调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在后疫情时代，创新将引领国家经济发展，是系统性发力的组织部分。

菲尔普斯：是的，正如你所知，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将从一个以创新为导向的经济体中受益匪浅，而不仅仅是创业。我的感觉是，中国人可以成为伟大的创新者，而不仅仅是伟大的企业家。在中国的所有时间里，我被中国人民非凡的执着和巨大的决心所打动。过去的三四年里，中国新公司的形成速度惊人，这表明许多这类公司的成立都是为了开发和推广创始人的新思想。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创新的丰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表达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能力。

李大巍：你是中国创新创业国家战略的密切观察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是自主创新的推动者吗？你认为中国有没有像你著述中提到的卓越创新公司典范？如冰岛的索尔法尔公司等，它们是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仅仅是新技术的应用。中国怎么才能培育出更多这样的公司呢？

菲尔普斯：这些年来，我访问了中国的几家公司，对其中大部分或全部公司都形成了积极的印象。在我看来，中国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可能与冰岛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有一定差距。

李大巍：独立性、主动性、成就感和对竞争的接受度，这样的现代理念在自主创新程度高的国家都很强。一个国家如何能够提升这些现代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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