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人民的高度配合。中国老百姓是很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的，不像西方普通民众那样比较松散自由。所以，我们看到，武汉“封城”和某些西方国家“封城”后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中国民众普遍更加自觉自律，更加配合政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就说，中国抗疫取得成果应归功于中国政府的领导以及人民的配合，“如果没有来自政府的坚定承诺，没有(人民)强有力的配合，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些国家错失防控“时间窗口”，同政治角力有很大关系

问：对于中国抗击疫情为世界争取到的“时间窗口”，西方一些国家表现不尽如人意。您怎么评价这些西方国家抗击疫情的表现，这背后有怎样的政治体制运转逻辑？

郑永年：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早期批评中国的那些话，现在完全可以用来批评他们自己的政府。西方一些国家比如美国，明明看到中国疫情蔓延的局势，却仍然慢半拍，这和他们的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策略，背后有选举的考量，两党斗争的考量，还有国会里复杂的角力等。

政治上较劲，又掺杂部分政客政治利益的得失在里面，政府在面对危机时就很容易拖延、行动缓慢。美国实行联邦制，州政府也是主权政府，因此联邦政府在跨州协调能力上往往力不从心，很难一下子推出有效的政策措施。而中国很不一样，我们看到，疫情暴发以后，中国政府是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采取的措施是果断坚决的。

行动迟缓，部分也和西方国家的国民性、公共卫生资源储备和生产能力有关系。一些国家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等储备明显不够，为了避免社会恐慌，只能对疫情“轻描淡写”，最终导致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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