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指控和反指控中，中美冲突已经明确进入了危险地带。

尽管中美在6月下旬即将举行的大阪G20峰会上达成某些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很大，但这样的协议大多都是表面上的。继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后，美方又进一步威胁启动对剩下的325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增加关税，同时对华为展开全面攻击。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压力急剧上升，表面协议达成的可能性也在一天天地下降。

华盛顿对中国的攻击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共和党和民主党现今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但指责中国是造成美国经济困境的罪魁祸首，却成为美国政界的和鸣。特朗普曾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政策亲商，但如今接管了共和党，却对关税张开了双臂。对于支持工人阶级的民主党人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就发出过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危险警告，转变为关税战士自然相对容易。在多年滥用贸易行为之后，两党的共同论调表明，现在是美国该站出来反对中国的时候了。

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攻击已经远远超出了大约30年前对日攻击的强度。当时，美国制造业首次感受到就业和工资的压力，这可以追溯到贸易赤字的急剧扩大。重商主义的日本是罪魁祸首，他们执着于压低日元汇率，占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总额的42%左右。这导致了1985年所谓的“广场协议”，当时五大工业国联盟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将日本置于货币升值中，导致资产泡沫和持续了几十年的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在仔细研究了日本的教训之后，中国领导层拒绝了西方类似的建议。因此，华盛顿采取了不同和更强硬的策略来应对中国的威胁，他们认为中国的威胁要比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威胁严重得多。

从日本到中国，美国很快又将自己视为受害者，把自己造成的经济问题归咎于他人。然而，这种推卸责任的行为与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背道而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很快就学到了简单的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即投资等于储蓄。这一问题的必然结果是：当各国缺乏储蓄，希望投资和增长时，为了吸引外资，他们必须从国外借入盈余储蓄，并常年保持账户赤字。自1982年以来美国每年都经历过国际收支赤字(1991年除外，当时美国向其他国家收取发动海湾战争的军事行动的少量盈余)，这些国际收支逆差是造成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但由于贸易逆差源于宏观储蓄-投资失衡，它们的范围往往是广泛的，或者说是多边的。事实上，2018年美国对102个国家的商品贸易出现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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