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困境折射英国民主的悖论

英国“脱欧”，从2013年1月23日时任首相卡梅伦首次提出动议，到2019年1月29日修改后的“脱欧”协议将再度闯关议会，可谓一波三折。从最初的激情澎湃，到如今的尽显疲态，英国“脱欧”进程看似正陷入僵局。倘若无法取得突破，“硬脱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回顾漫长的“脱欧”进程，前首相卡梅伦当然是始作俑者。然而，目前英国在“脱欧”进程中所遭遇的困境，是多种力量和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国家在社会文化方面长期以来存在的政治悖论的反映。

把欧盟既看作伙伴又看作威胁

首先，“脱欧”困境反映了多元文化下何谓“英国性”的悖论。一方面，随着左翼社会力量的壮大，多元文化主义逐渐成为英国公共话语空间的“政治正确”；但另一方面，多元文化导致原有的“英国性”不断被稀释，由此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身份认同焦虑。在极右翼团体和政党等多年的推波助澜下，族群差异被刻意放大，族群矛盾被刻意激化。反多元文化与反移民密不可分，其支持人群有很大比例的重合。

就“脱欧”来说，正是此前右翼势力对东欧、东南欧移民挤占英国就业岗位的夸大宣传，积累了非技术岗位的中下层英国劳动人口对欧盟的敌视。当主流媒体、政治力量对这类关切做出回应时，不仅未能释放不满，反而给这种排外的声音提供了宣传平台。当带有导向性的数据被不加分辨地引用和转载时，带有情绪化和种族主义性质的排外声音就愈发响亮。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英国官方话语一直是拥抱多元文化、欢迎并认可移民的贡献，但结果却是导致了排外情绪的反弹，而这种情绪是英国举行“脱欧”公投的重要民意基础。可以说，正是多元文化下的“英国性”悖论，构成英国“脱欧”的内在驱动力。

其次，是后殖民时代英国应如何自我定位的悖论。英国应该联合英语系国家，继续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独立力量，还是成为一个“典型”的欧洲国家？英国对欧盟的态度可归纳为“我们希望是欧洲的一个成员，但不是欧洲的一部分”。

历史上，英国所遭遇的重大威胁都来自欧洲大陆，其追求的是欧洲大陆力量均势，欧洲大陆上每次出现一个统一的强盛国家对英国而言都是威胁。尽管现在的欧盟与历史上的欧洲霸权不可同日而语，但抵制欧盟演变成超国家实体是英国的一贯政策。同时，欧洲对英国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

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机会主义态度，导致其只希望从欧盟获得利益，缺乏对欧盟的情感认同。既把欧盟看作伙伴，又把欧盟看作威胁；既要享用欧洲一体化的红利，又不愿受制于欧洲一体化；既自我认定为全球大国，又必须借助他人的力量。英国的这种自我定位的悖论，构成英国“脱欧”的外在驱动力，同时也解释了英国为何在“脱欧”之后，仍然千方百计寻求留在欧洲统一市场。

每个阶层都不愿放弃既得利益

再次，是英国民主制度的悖论。君主立宪、议会主权与代议制民主，本是英国民主制的三大基石。英国的代议制民主，从“光荣革命”后开始逐步发展完善。然而，在代议制这种间接民主下，一旦选举结束，决策权便全部落在职业政治家手中。按照英国政府说法，“脱欧”是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所以传统的代议制民主程度还不够，需要采用“公投”这种直接民主形式。然而，早在数千年前的苏格拉底就已指出了直接民主制的弊端，民众由于缺乏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知识，容易做出错误决策。

像“脱欧”这种牵扯面极其广泛的复杂事务，需要事前进行充分的推演与论证。例如，目前的“脱欧”协议在北爱尔兰边界问题上陷于僵局。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脱欧”公投前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谈判进行到深入阶段才发现这个问题似乎无解。对北爱边界问题解决不力，是导致特雷莎·梅的“脱欧”协议在1月15日的议会表决中遭遇惨败的重要原因。既然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且复杂，在“脱欧”公投前竟然未得到充分讨论，可谓是英国民主制度悖论的最为荒诞的呈现。

最后，是如何定义“国家利益”的悖论。英国“脱欧”，从开始到现在，对于何谓国家利益一直都没有清晰的界定和共识。每个阶层都不愿意放弃自身的既得利益，每个群体都想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每个地区都以本地区的利益为出发点。一是党争不断，二是各地区、各群体利益难以协调。 （陈琦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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