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各种手段干涉他国内政，是西方国家乐此不疲的事，其中最常用也最实用的方法就是高举所谓“新闻自由”的大旗搞舆论渗透。西方媒体常常自觉与政府默契配合，在一些敏感议题上捕风捉影、兴风作浪，试图煽动他国社会内乱。但最近美国的一些举动却耐人寻味。美国“通俄门”事件仍在调查中，对媒体的整治却已痛下杀手：一方面，指责俄罗斯国有媒体“今日俄罗斯”（RT）以“假消息”形式秘密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为此强迫RT美国频道在当地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另一方面，呵斥以脸书、推特和谷歌为首的美国互联网公司沦为境外势力渗透美国乃至干涉美国内政的工具，国会议员对这三家公司的负责人进行了严厉质询。这不禁让人对以所谓“新闻自由”为核心理念的西方新闻理论进一步产生怀疑，从中也感受到传播权力转移背后的西方恐惧。
扯下面具：“新闻自由”已无暇顾及
从“颜色革命”到“阿拉伯之春”，美国借“新闻自由”之名，在操控舆论、干涉他国大选问题上从来都不会手软。例如，在2009年伊朗大选引发的混乱中，美国国务院官员发电邮给推特，肯定其在伊朗政治动荡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建议”推特延迟原定的系统维护时间，以免影响街头的抗议者们相互联络。推特公司按要求作出相应调整，尽管事后否认是出于官方授意。2017年底，伊朗爆发反政府抗议行动，西方情报机构故伎重演，在社交媒体上伪造木偶账户，散布虚假信息。
如今，当美国自己面临来自社交媒体的反噬、遭遇“假新闻”冲击时，立刻摆出坚壁清野的架势，甚至还控诉别国干涉其内政。英国《金融时报》也刊文嘲讽脸书，指其已沦为一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广告机器，被俄罗斯用以影响美国大选。
面对外来的渗透和干预，当非西方国家保持警惕、发出警示的时候，西方政客和媒体就高高举起“新闻自由”的大旗，宣称媒体应该遵循新闻专业主义、摒弃国家利益标准，政府任何试图管控媒体的行为都是无耻的、不可容忍的；当非西方国家采取行动打击境外势力舆论渗透时，他们又抹黑这种做法是“民族主义”的“病态幻觉”，是在打压“民主自由”。现在，面对同样的问题，当美国自己出手管控媒体时，一切又都是合理的。美国玩这种“双重标准”不奇怪，美国三大网络巨头在政客面前俯首帖耳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一向以“新闻自由”旗手自居的美国，为什么这次连戴上“新闻自由”的面具做做样子都无暇顾及，而是直接赤膊上阵，拿俄罗斯媒体以及自己的网络媒体开刀？西方国家一直标榜的“新闻自由”正面临来自实践的质疑。
权力转移：资本垄断话语权正遭遇挑战
在涉及言论自由和媒体管控问题时，西方国家总是会祭出“新闻自由”的大杀器来占据“道义制高点”。这一次，美国宁愿自扇耳光也要痛下杀手，除了其国内政治博弈等因素，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西方传播权力已经发生深刻转移。
传统媒体时代，自由竞争的市场法则使西方新闻业不可避免地走向垄断，西方标榜的所谓“独立媒体”，其实越来越掌控在极少数人手里。《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被视为全球最有权势的媒体，在世界新闻业界可谓举足轻重，在国际传播领域可以呼风唤雨。但是，站在它们背后的却是几个不为公众熟知的家族和巨富。资本家为了保护手中的资本、获取更多的利润，必然要运用资本赋予的传播权力，在舆论上自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搞清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制度这三者的关系，就能发现西方国家舆论调控的内在动力和实施路径。
正因如此，在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根本不必担心舆论会失控，因为“华尔街”掌控着这个国家，同样也掌控着媒体。媒体与其说是国家利益的“看门狗”，毋宁说是资本的“守夜人”。当美国出现“占领华尔街”和“民主之春”运动直指金钱政治时，美国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地对此充耳不闻、视若无睹。这足以说明问题。
但是，数字化传播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话语垄断，也在舆论领域打破了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制度三者之间的权力闭环。大众传播史表明，每一次传播手段的变革，都会改变人们信息消费的方式、内容和感受，也会对舆论传播产生重大影响。借助数字化传播手段，人们超越了传统媒体时代的时空界限，也打破了资本对传播权力的垄断。通过各类数字化传播媒介，每个人都可以在短时间内用较小的成本制造舆论热点。这种传播权力的转移，是一个革命性变化。
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舆论生成和传播的原生态势，也迫使原有的舆论调控方式必须随之更新。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具有受控、单向等特点，数字化传播则在这些方面都有了颠覆性突破。这使得许多对传统媒体行之有效的管控方法，在面对数字媒体时显得捉襟见肘。即便强势如美国，也不得不就此作出调整。随着传播权力的转移，资本家和媒体精英已经不能完全掌控所有的舆论空间和话语权，草根和“外部势力”居然也能瞅准空子“乘虚而入”了，美国因此开始着急。这是一个原因。
还要看到，在过去，由于地理和技术上的屏障作用以及传统媒体“把关人”的存在，恶意的政治信息“入侵”是有难度的。但是，数字化虚拟空间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国家安全疆界，击碎了诸多物理层面的区隔，使舆论渗透更为便利。一些占据传播优势的西方国家或组织，可以通过数字通道传播其价值观，甚至肆意诋毁、攻击他国政治制度，达到干涉他国内政的目的。尽管在传统媒体时代他们就已经这么干了，但是现在更加便捷、更有效力。这当中，美国无疑处于强势地位。
不过，这样的便利是一把“双刃剑”，别人在你面前门户大开的时候，你也一样面临被别人“反噬”的风险。以全球用户为基础的社交媒体，让欧美精英们越来越感到难以控制和主导。脸书2017年第四季度日活跃用户达到14亿，月活跃用户更是高达21.3亿。这样一种量级，远非传统媒体可比。更为重要的是，脸书平台上美国用户大约为2.4亿，整体占比只有11%。也就是说，将近90%的用户来自美国之外。美国能不着急？
前不久美国媒体曝出，5000万美国脸书用户信息被英国“剑桥分析”公司获取，用以建立分析模型，精确向用户推送“定制信息”甚至是假信息，从而帮助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5000万人接近脸书美国活跃用户总数的1/3、美国选民总人数的1/4。从欧盟和美国官方的反应来看，较之用户信息泄露，如此众多的社交媒体用户在不知不觉中因政治目的被实施了技术操控，才是更为恐怖的事情。尽管脸书CEO扎克伯格已经为此公开道歉，但是大家都明白，不论是欧美官方，还是脸书公司，都没有驾驭社交媒体的能力和自信。传播权力转移，带来的是政治上的焦虑与恐惧。所以，美国这次无暇顾及“新闻自由”的面具，以本国建制派认定的国家利益为标尺，斩钉截铁地对媒体痛下杀手。
深层问题：西方“普世价值”的陨落
在西方社会，“新闻自由”被宣称为“普遍的”“全民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天赋人权”。“新闻自由”思想的流布与实践，在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完成，“新闻自由”在西方社会不断嬗变。西方媒体自诩为“第四力量”，自认为是传播真相、维护公正的“无冕之王”，但是实践却不断消解这样的道义存在感。“新闻自由”一方面继续在“普世价值”的名义下被大力鼓吹，成为西方社会在价值领域自我标榜的一块“金字招牌”；另一方面则被资本与权力绑架、滥用，成为它们对内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对外进行“民主干预”的幌子。
维基解密、“棱镜门”这些事件几乎把美国“新闻自由”的遮羞布撕得粉碎，但是没有看出美国为此羞愧。现在出现了所谓的“通俄门”，美国政客和媒体纷纷群起揭批，似乎这种事情只有俄罗斯才会干，欧美国家俨然从未干过。更为恶劣的潜在逻辑是，这种事情只能是欧美国家对其他国家干，其他国家除了逆来顺受，不应也不能做出任何回击。
这暴露出另一个深层次问题：从过去在道义层面颐指气使，到现在拉下脸来赤膊上阵，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着什么？
长久以来，西方国家一直以民主斗士、自由勇士、人权卫士自居，对民主、自由、人权这些西方引以为傲的价值观进行了大量脱离现实、超越实际的宣示和输出。举凡“民主”，就必须是全民普选、三权分立，否则就是伪民主，不管你的民主模式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更有效率、是否更能代表民意；举凡“新闻自由”，就必须是“私人办报”“独立媒体”，否则就是宣传机器，就是罔顾民意；甚至言及人权，也抱着“何不食肉糜”的高傲姿态，质问那些民不聊生、生存权堪忧的国家，为什么不保证国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更有甚者，直接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入侵他国。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西方的“民主攻势”进行得顺风顺水，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和挑战。这一方面是因为，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价值观在抽象层面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攫取了更多利益，奠定了繁荣基础。那么，到底是民主、自由、人权推动了西方社会的繁荣，还是西方社会的繁荣为其民主、自由、人权提供了物质前提？实践给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思考和答案。今天，人们已经发现，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并不能带来社会的繁荣，西方社会的繁荣也不是依靠其民主、自由、人权，而是依靠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靠对其他国家的剥夺。
当前，政治极化导致治理困境，两党恶斗频现财政悬崖，老牌政党组阁艰难，民粹主义泛滥，极右政党坐大，分裂主义抬头……西方国家正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使其在抽象层面讨论民主、自由、人权时的傲慢，被现实冲击得越来越没有底气。其根本原因在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深刻变化，逐渐削弱了西方国家用过去那种巧取豪夺的方式支付其民主制度成本的能力。
作为西方世界的老大，美国正在一次次展示“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的自私与霸道。特朗普上台以来，先后宣布退出TPP、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些举动引发了包括其传统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不满，也在很大程度上损耗着美国的软实力。总体而言，西方国家在民主、自由、人权等传统观念上越来越进退失据，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不再有能力像过去那样把“双重标准”包装得富丽堂皇，于是索性撕破脸皮。这应该是美国一连串举动的根本原因。
（赵 强 作者为环球时报社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