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是时候重视中国经验了”

当今世界，政党制度在大多数国家的整体政治架构中占据关键位置。构建良性健康的政党制度，事关民主质量、治理成效与公众利益。但从现实来看，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选票政治逻辑下政党关系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为对抗而对抗、为否决而否决，解决实际问题时踯躅不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政党制度则基于不同的民主逻辑，呈现更大的活力生机。

“中国的制度设计在政策延续性、决策果断性以及长期实施特定战略的能力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日前，美国国会参议院就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举行听证会，特朗普政府的劳工部长、商务部长等五位部长出席。两个多小时的唇枪舌剑，民主党参议员费尽心机，频频发难，五位内阁成员也不示弱，场面火爆，但在基建资金来源、是否加重民众负担等关键问题上却语焉不详。

近期，特朗普政府与国会民主党人各自拿出一份基建方案，尽管两党都希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其内容明显打架，承诺中的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至今仍是空中楼阁。事实上，在今天的华盛顿，任何议题只要够分量摆进国会议程，两党观点几乎都截然相反。“当前美国政治的极化程度，在现代以来的美国历史中未曾出现过，几乎已经和19世纪末期的情况相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马克·彼得森对本报记者如是表示。

就在美国国会两党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控枪、移民等热点问题争执不下之际，中国两会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呈现出团结民主、务实进取的昂扬奋进气象。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期间，来自34个界别的21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共同为改革发展献诤言、谋良策。截至2018年3月9日17时，会议共收到提案5360件。大会闭幕后，提案交由承办单位办理，经主席会议审定后开展重点提案督办。

在不少美国学者眼中，中国两会的与众不同，恰恰展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优势。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对记者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制度创新，这主要体现在它从社会不同群体汲取意见，同时又努力确保政治生态的和谐与政策的延续性。“中国的制度设计在政策延续性、决策果断性以及长期实施特定战略的能力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美国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主任、《当代中国》主编赵穗生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社会不同群体、各个界别人士参政议政提供了平台，已经有几十年的实践，展现了维护政治稳定、集思广益的功能。

“美国的大选是一个政治内耗的过程，并被各种利益集团影响和扭曲”

如何防止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如何防止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如何防止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从当前全球政治实践的现实看，评判一国政党制度的健康状况，绕不开这一系列关键问题。

在美国，这些问题恰是国家政治运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联邦到地方，美国政治被深深打上了两党制烙印，但认为“两党都无法代表自己”的社会群体正在扩大，一种政治疏离感正在不断蔓延。与此同时，随着两党分裂程度不断加大，华盛顿政治僵局成为常态，政党极化带来的治理困境现实存在。

赵穗生认为，关于美国的政治极化、社会分裂，民众和精英都有目共睹，但美国的制度创新困难重重。“美国几年一次的大选固然有民主的一面，但也是一个政治内耗的过程，并被各种利益集团影响和扭曲。”

马克·彼得森则告诉记者，美国宪法做出的制度安排要有序运转，需要各方能够接受妥协，并就决策达成基础广泛的协议，但当主要政党变得像今天这样在意识形态上极端分裂时，做到这一点的难度很大。

同样以前述问题为参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具体实践中展现出充分的共识凝聚力和治理推动力。以过去五年为例，十二届政协期间，共收到提案29378件，经审查立案23975件；各承办单位深入开展协商，积极采纳落实建议，截至2018年2月20日，99%的提案已经办复，大多数提案的意见建议得到采纳或正在逐步落实中。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其内在设计，就避免了为形式而民主的逻辑异化；它强调民主的实质，强调参与的作用，在政治参与和治理成效间求得辩证统一。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这样的制度设计正给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带来急需的新视野。

在库恩看来，评判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更不能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尺，而应该看具体制度是否有助于民主发展和国家治理。“对中国治理效果的评估，主要需要看减少贫困、治理污染、提升医保等方面的表现；而民主概念的真实内涵，也远比西方认为的‘一人一票’更宽泛，它主要包括以下这层意思，即建立起为解决复杂问题提供实质性投入并对官员表现保持监督的一种能力。”

“现在有很多学者在谈论美国社会的‘部落化’，这其实是美国两党分裂加剧社会分裂的体现”

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从来就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追求。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就一定能共同把中国的事办好，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长期持有的一种信念。今天，中国实践的“有效性”正吸引更多国际目光。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问题专家赛斯·卡普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可以制定复杂的政策，并确保这些政策付诸实施；中国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更宽广的地域建立起了更强大的组织能力。“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延续和国家建设经验，而这些都成为了中国今天发展的有效杠杆。”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不久前，赛斯·卡普兰在《美国利益》杂志网站发表文章称，中国的成功表明，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挑战，相比从海外进口发展制度，从自身基础出发逐步建立发展制度，更能够走向成功。“如果一些国家更愿意采取同西方经验不同的治理模式和经济政策，西方没有理由横加阻拦，那种认为只有西方模式才是实现稳定繁荣唯一路径的想法，才是问题所在。”

美国政治学者、专栏作家阿尼尔·西格德尔告诉本报记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拓宽了民主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共同的目标，代表社会不同阶层利益，因此避免了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也避免了西方式的选战和政治斗争。

西格德尔说，现在很多学者在谈论美国社会的“部落化”，这其实是美国两党分裂加剧社会分裂的体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要改良政治体制，是时候重视中国经验了。”

（本报华盛顿3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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