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治理赤字，也同对抗式制度体系的流行有很大关联。欧美国家以外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复制这套制度体系以后，不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遭到削弱，还催生和加剧了社会对立、民族分裂、地区隔阂等乱象。可以说，对抗式制度体系被复制到哪里，哪里的社会对立、民族分裂、阶层冷漠就会被激活甚至激化。不少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都饱受对抗式制度体系的折磨。所谓“民主”“自由”的制度体系如果不是有助于和谐与团结，而是不断加剧对抗和冲突，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这样的“民主”“自由”根本不是民主、自由的本义，更不应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前进方向。
对抗式制度体系还表现出排他特点，尤其是政党变化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遵约效果，大幅降低了国际合作效率，极大增加了全球治理成本。与此同时，破坏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现象也在增多，许多需要各国合作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久拖不决或决而难行。英国脱离欧盟的突发性、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随意性等，意味着国际不合作行为产生连锁效应。还应看到，近年来一些国家奉行“本国优先”的原则，也就是为了本国利益可以置各国共同面临的议题于不顾，甚至采取明显损害他国利益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决策和政策。同时，以结盟对抗和干涉思维处理国际关系的现象仍然存在，妨碍着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集体行动能力的削弱、单边主义的上升、结盟对抗冷战思维的延续，这些对全球治理的改善都不是好事。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本身，正在成为许多全球性合作方案的消极力量。
对抗式制度体系在制度设计上造成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内在的对立状态，难以满足互联互通时代的合作需求。从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探索的历史来看，对抗式制度体系是人类社会一项比较糟糕的政治发明。构建国内制度体系和世界治理体系相互适应、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抵触、相互冲突的国际秩序，成为人类在探索更好社会制度道路上面临的重大课题。面对这一重大课题，面对当今的西方之乱，世界各国都应有所自省和自觉。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苏长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