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西方政治学说建立以来，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就成了西方社会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对此，美国人态度鲜明：国家权力不值得被完全信任，个人必须保有不可让渡的自由。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暴力，公民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允许自备武装。

如果说为制衡国家权力而高扬个人自　由尚且只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之一，那么在美国人看来，个人自由以及强个体原则同社会稳定其实本质相关。

面对频繁发生的恶性枪击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控枪问题的讨论，需要被一再加以强调的因素是，社会现象的背后均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枪支是美国精神文化生命的内在组成部分，控枪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关键的是，它是一个历史文化问题。将在美国精神文化中处于本质重要地位的强个体原则置于不顾，仅仅指望借由抽象的法律解决现有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

在现时代背景下，美国固有的枪支文化与诸多现实社会问题一相结合，便不可避免地衍生为困扰美国的巨大社会安全隐患。相去不远的总统大选，充分暴露了当今美国社会严重危机。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增大，有效的社会福利机制久久不能建立，民生问题困境催生了国内族裔问题日益激化，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曾经的美国梦今天不仅演变为对全球化这一历史趋势的公然背弃，更体现为普通美国人对个人生活前景的困惑与焦虑。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个人拥有枪支真正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了。美国在枪支管理问题上举步维艰的现实状况充分表明，美国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受到了空前挑战，作为这一社会危机的代价，拉斯维加斯无辜者的生命恐怕只会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作者祝薪闲　复旦大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