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收益率指标与美元指数的拟合度更高，即美国和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这不难理解，次贷危机后全球央行的集体救市行为，导致央行成为资本市场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而各大央行之间货币政策的分化左右了汇率的变化。目前，美联储仍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路上，而欧央行年内大概率会维持当前的宽松政策，可见货币政策的分化依然存在。但今年7月起，美德１０年期国债利差已经企稳在1.8%左右，但美元指数依然惯性下跌，这可能也暗示着后期美元指数可能向上回归。最后，即便美元指数目前主要受到避险情绪影响，后期美元指数上涨的概率也大于下跌的概率。今年以来，恐慌指数已经较长时间处于历史低位，一些小的政治事件和地缘冲突根本无法激起市场的波澜。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也不会持久。当真正的风险事件来临时，恐慌指数可能会反弹得更高。这种情况在２０１１年８月和２０１５年８月出现过。因此，如果后期恐慌情绪回升，美元指数也应该上涨。
反驳四：特朗普将一事无成？
在这大半年中，美国市场经历了从“特朗普看多”到“特朗普看空”的巨大转变，美元指数早已回吐特朗普胜选后的全部涨幅还不止。我们在去年１２月２８日的FT中文网专栏文章《特朗普会带来强美元吗？》中指出，特朗普无法带来强美元，但在当前时点，我们对特朗普和美元并不过度悲观。
后期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特朗普的企业税改。企业所得税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中只占很小的比重，所以企业税改最有可能取得进展。企业税改是很多美国企业家和投资人翘首以盼的政策，可能不仅会促进国内投资，还会带来很多海外投资，其影响深远，也不一定会带来很大财政负担。
今年以来，特朗普屡遭挫折，不仅其最希望完成的医改方案被否决，还因保护主义和种族主义而四处树敌、众叛亲离。但这也未尝不是转机。特朗普在医改问题上的失势，不仅导致他个人能力遭受质疑，也令共和党的声誉受损。在媒体口诛笔伐之下，共和党也有了紧迫感。加之明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如果没能拿出有力政绩，共和党可能会丢掉两院控制权。因此，后期国会可能在企业税改和债务上限等问题上设置较少的阻碍。我们可以对企业税改抱有更多信心，若能在年内落实，美元还有上涨空间。
综上所述，我们反对美联储加息美元反而可能走弱的判断，历史上的几次背离均为特殊情况，不能以偏概全；我们反对美国经济周期见顶的判断，美国经济并不弱，且周期规律显示美国复苏周期还能持续；我们反对风险偏好上升导致美元下跌的判断，因为美元的避险属性已经较弱，且美元和美债收益率近年走势趋同，也驳斥了避险因素驱动美元的说法；我们反对特朗普一事无成的判断，对其企业税改，可以抱有更高期待。一言以蔽之，目前市场上对美元的看法可能过度悲观了，美元已处短期底部，年内大概率会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