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度被视作“高福利典范”的瑞典，２０１５年接收难民人数多达１６．３万。难民涌入使瑞典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资源告急，中央政府不得不将自愿接收难民政策改为各地市强制分配。瑞典行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马滕·布利克斯撰文指出，瑞典的薪酬水平处于全球高位，而绝大多数难民受教育程度低，很难适应当地劳工市场，这两者是个“糟糕”的组合。
再次，福利制度本身使人“变懒”。在福利体系不断制度化的过程中，一直有经济学家提醒，不要让多余的福利变成刚性需求。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发表分析报告指出，欧洲福利制度过分保护劳动者利益，失业保险甚至比一些岗位工资还高，这使得一些人宁肯吃救济，也不愿工作，导致政府税负问题更加严重。
最后，欧洲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度也对改革形成掣肘。对于高福利困境，一个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削减福利，但政治家们只顾眼前利益，对长远的改革畏手畏脚。萨里告诉记者，任何政客只要反对福利国家理念，肯定得不到选票。上台者若要推行削减福利的改革，必定遭到利益集团的反对。以希腊改革为例，可以说每一轮削减福利都举步维艰，引发各种抗议活动。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福利制度研究者玛蒂尔塔认为，社会福利在６５年前是一种崇高的理念，如今则更多成了各党派政治谈判的筹码。（参与记者：陈占杰、付一鸣、韩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