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博尔登说他已经开始钦佩这些公司的技术创造力、合作意愿以及行动速度了。“我喜欢上了他们，”他说。“想要为SpaceX这样的企业效力，需要敏锐得像某一种猫才行。他们的工作节奏令人难以置信。”
但太空探索的意义绝不只是取得投资的经济回报。它还关系到深化我们对宇宙的认知以及探索未知的领域。在这个层面上，太空企业家和政治领导人共同的远大目标就是将人类送上火星。
马斯克说过他要死在这颗红色的星球上，而且不能是撞死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同样设立了登陆火星的目标，并力争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实现。
然而博尔登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唯一办法就是让参与太空探索的各方，包括中国人、俄罗斯人、欧洲人以及私营企业，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联合起来，齐心协力才行。他说：“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但如果我们能够继续当今已有的国际合作，就会容易得多。”
这项任务无疑会因地缘政治竞争以及人们对太空军事化的担忧而受阻。然而过去１７年来一直处于使用状态的国际空间站表明，太空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地球上的纷争隔绝。第一次太空时代是由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和军事需要推动的，而此次太空时代更多是受国际合作和商业动机的驱动。
Bryce Space and Technology是一家位于华盛顿的咨询公司，其首席执行官卡丽莎·丽丝坦森称，每当涉及太空探索，通常就很难区分梦想家和疯子。唯一实际的决定因素就是结果。
但她同时指出像马斯克与贝佐斯这样的企业家，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了深远的、开创性的瞩目成就，如电动汽车业和在线零售业。“在太空探索上，能够区分疯狂与远见卓识的往往只有时间，“克丽丝坦森说。”一个今天看似疯狂的想法，在１０年、１５年、２０年、或５０年后可能会显得了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