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帕娜在印度恰尔肯德邦中央大学任教，她选择翻译余华的《活着》，目的在于让印度读者感受中国式的农村生活。她说：“余华的语言简单、生动、有趣，却反映出最深刻的人性，这也给我的翻译工作提出了挑战。”另一位被中国作家的语言风格所打动的茅笃亮教授，来自印度北阿肯德邦台拉登大学中文系，目前他正在北京进修。茅笃亮已将王朔的小说《看上去很美》翻译完成。他认为，王朔的作品已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希望了解中国现当代社会的印度读者不可或缺的。
“中印共同培育的文学市场一定会红火起来”
面前摆着已经于去年出版的印地语版《论语》，手头正在整理一部关于“一带一路”的新书手稿，完成《四书》的最终翻译审定后还有一部《红楼梦》在等着他。狄伯杰很忙，但他乐此不疲，信心满满，“我很清楚这些‘大部头’的分量，但我的专业和兴趣就是中国古文，也曾经出版过相关的书籍。我感觉翻译中国著作的印度学者是有优势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印两国文化自古以来相互联系，两国在许多精神价值方面的理解是共通的，这是我们彼此理解的重要基础。”狄伯杰还举例说明：“比如中国的‘孝道’，印地语里虽然没有这个词，但它反映出的晚辈对长辈的尊敬显然是东方民族都能接受的，我们在翻译时甚至可以创造一个新词推广开来。”
戴温蒂认为，从语言学的角度讲，印地语也有很大的包容性，很多外来词汇很快会融入印地语，而且会很快普及。特别是在越来越多印度人关注中国，希望了解变化中的中国之时，中国很多有价值的理念值得推广到印度，而文学作品正是很好的桥梁。
中国著作即将在印度面市，狄伯杰对市场前景颇有信心，“一开始是学中文的工具书或是传记类作品，之后必然会发展到文学作品，出版商对此的信心正在建立。而且这次25部中国经典翻译项目有政府资助，出版界没有后顾之忧，相信中印共同培育的文学市场一定会红火起来。”
“很高兴看到中印经典翻译项目将取得阶段性成果，这是中印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又一例证”，印中文化促进会秘书长默罕默德·萨奇夫对本报记者表示，“近年来中印文化交流堪称中印关系中的一大亮点，各领域、多层次的官方及民间交流夯实了两国交往的基础。”
（本报新德里2月2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