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选举民主受竞选出资人摆布的这种情况，曾使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感慨地说：“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要是活到今天，还能当上美国总统吗？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有多少具备优秀总统潜质的人，就因为不愿意或无法采取一种能够募集到大量竞选经费的政策，而永远与总统宝座无缘。”现今的美国，金钱主导政治，少数有权势的利益集团通过竞选捐助等控制了政府决策。面对这种助长政治腐败的体制机制，普通民众越发感到民主成了一个幌子，选举也沦为一种金钱游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游说离不了权钱交易（观察者说）
王安中
《人民日报》（ 2017年02月05日05 版）
游说在美国是一项成型的制度。它是指各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向议员、官员陈述自己的建议、主张，希望自己的建议、主张能够被采纳和实施。最初，这一制度设计的目的在于防止公权力任性，阻止政府随意决策，也希望政策在反复博弈中更加体现理性和公共性。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了《联邦游说管理法》及相关法律对游说进行规范。但在发展过程中，游说偏离了原来的轨道，成为利益集团操控政策走向的工具。而在游说中滋生的腐败现象，也成为一道棘手的难题。
按照美国的权力设计，负责立法的国会掌握着财政预算、军费预算、对外宣战、媾和等重要权力，参众两院议员对国家决策无疑拥有重要影响力。因此，谁能最大程度影响他们，谁就能影响决策走向。参众两院议员尽管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选民对他们的制约仅局限于选举阶段，在具体事务的决策上议员们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议员们也不会就所有问题与选民进行充分沟通，常常根据自己接触到的信息进行判断，这就为游说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当前，游说在美国已经发展为一个庞大产业。仅在华盛顿进行专业注册的游说者就超过1.2万人，而据不完全统计，全美从事游说活动的人数可能超过10万。但由于拥有的资源和禀赋不同，游说者的能力差异也很大。离任的国会或者政府工作人员、熟悉法律的律师、有媒体从业经验的人相对来说拥有更多优势，他们的背景和资源为其游说提供了从业便利。据统计，从1998年到2005年，从国会离任后没有转任其他政府公职的198名原国会议员中，有86人注册登记为说客，占总数的43.4%。政府高官同样如此。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赖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哈德利、国防部长盖茨在离任后迅速创立了公司，据该公司网站介绍，他们专门给客户提供有关能源政策和市场信息的权威咨询，且服务范围涵盖亚洲、中东和北美。
由于游说者拥有深厚的人脉资源，熟悉立法和决策程序以及政策漏洞，因此他们善于利用形形色色的手段垄断民意表达渠道，把持政策议程设置，将自己背后利益集团的诉求伪装成民意。他们通常采取邀请参与研讨会、提供调研报告、旅行考察、出席听证会、培训活动等来影响决策者，进行利益输送。这些方式手段隐蔽，既可以规避法律风险，还能为决策者带来实际利益。在这种“合法”腐败面前，决策者们即便意识到这是一种伪民意，也会有意无意、半推半就地接受。
游说者们之所以愿意运用自己的政治资源进行复杂的政治运作，并非仅仅出于他们的政治倾向，其背后是利益集团与游说者之间的利益交换。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华盛顿智库的相关数据称，2016年前3个季度，美国企业总共花费了约23亿美元用于游说工作。在利益面前，游说者们几乎没有任何底线，如利文斯通公司甚至接受美国宿敌利比亚卡扎菲的佣金，为其改善形象开展游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由此可见，游说不仅是对民主的腐蚀和破坏，也可能对美国所谓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
事实上，美国国内一部分人也深刻认识到游说的弊端。特朗普在其竞选纲领中，专门针对这种腐败现象提出了解决办法。其中包括：禁止行政官员在离任5年内担任说客；扩展说客的定义，限制行政官员离任后以顾问或咨询等名义掩盖说客身份；终身禁止高级政府官员为外国政府游说；限制外国说客在美国选举中捐款等。然而，就连特朗普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竞选团队里充满了说客。
总之，在游说者们的操控下，游说已经演变为篡改民意的政治手段。通过游说，利益集团得以操控国家几乎所有的重要决策。这彻底违背了民主制度的设计初衷，也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与游说相伴的权钱交易、政治腐败等已成为美国社会的顽疾。而游说早已与美国政治体制融为一体，要想彻底革除其弊端，恐怕并非易事。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