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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三身后,“政治遗产”的去与留(3)

除推动修宪议程、支持自卫队入宪外,在安倍主导下,日本在2013年出台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成立日本版国安会(NSC),两度提前修订《防卫计划大纲》。

2014年以内阁政令方式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台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2015年出台《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和《国际和平支持法案》即所谓“新安保法”。

积极强化“自主防卫力量”,探讨拥有对敌攻击能力并引进大型化、攻击性武器装备平台,积极推动对外防务合作,推动外交政策安全化。

在安全领域,安倍所推动的“改革”全面涉及战略体制、法制框架、执行机制、力量建设各层面,不仅承袭了战后日本保守势力谋求突破战后体制、实现“安全自主”的基本思路,更进一步加速了日本安全战略的外向性和攻击性。

其极力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加速推进日本“国防正常化”和“军事大国化”。这些动向预示着日本的安全政策、防卫政策和防卫力量建设目标出现巨大转变,给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威胁。

△2020年1月,日本多地爆发游行示威,反对政府向中东派遣自卫队。

在外交领域,安倍积极推动“战略性外交”,任内访问了80个国家和地区,飞行总里程15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9圈多,创下历任日本首相之最。

安倍还高调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自由开放的印太”等概念,力图彰显“道义”色彩。

△2015年,安倍在美国国会发言。

但事实上,安倍外交以高度的现实主义、实力主义及地缘竞争思维为底色,大国博弈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

安倍力图在中美间维持总体平衡,以利“左右逢源”,在坚持强化日美同盟前提下,以同盟“体制内发展”方式,借助美方战略资产增强自身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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