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的总统支持率与稳定的“技术崇拜”所折射出的，是行政中立制度的“溢出效应”。一直以来，美国坚持政治与行政的二分理论，即政务官多半由选举产生，某种意义上，总统亦可视作最高层级“政务官”；相对应的，是多数被要求保持政治中立的事务官，其任期通常不为党派轮替所影响。

特朗普执政以来，两党热炒的移民、医保、税改议题，无不充斥着浓烈的“党派味道”与“政务色彩”，留给事务官发挥的空间逼仄。疫情议题则不同，其专业门槛高，议员噤声，拜登等民主党候选人也只敢“敲边鼓”，医学专家的地位抬升。如白宫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两名核心专家，79岁的安东尼·福奇曾为六位美国总统服务，女性专家黛博拉·比尔斯则在奥巴马任内被任命为美国全球艾滋病协调员。二人专业、稳定、跨党派的身份，决定了其敢于和总统、国务卿、经济顾问等政务官“唱反调”，让“尊重事实、科学防疫”成为白宫的主流价值。

发布会上的特朗普与福奇

由此一来，就产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面对同样的发布会，民主党选民想汲取的只有福奇的知识，共和党选民受到鼓舞的，却往往是总统“反科学”的一面。同一镜头下，总统的自我吹嘘虽不被自由派媒体所喜，却会让处于隔离期的基本盘收获告慰，而福奇等事务官的“技术色彩”与“中立味道”先是缓解选民焦虑，继而不可避免地“魅力溢出”，让部分选民因此对白宫刮目相看。由此，“战时总统”的支持率先得以稳固，继而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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