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上海相亲角，有一位老大爷自称侄子高学历、年收三百万，并直言“月入1万如讨饭”，引来大量网友自嘲式认领“乞丐”身份。

2022年2月，“月收入1万”的鄙视链降临到了二线城市，有一位网友发帖声称，月收入1万在郑州“只能生存没法生活”，还完房贷、减去日常生活开支，没剩多少钱，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但另一方面，因为生活处境的差异，人们对“月收入1万”的体感其实是天差地别的。

今天，DT君就通过数据的视角，来看看月收入1万的打工人，在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在中国，每月可支配收入1万已经超过99%的人

尽管关于“月收入1万，生活艰难”的吐槽不绝于耳，但事实是，在中国，确实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月入过万。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一份数据可以作为参考，该研究院一直在追踪中国收入分配情况，分别在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2013年和2018年进行了六次入户调查，沉淀为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

CHIP的最近一次调查时间为2018年，研究院官网并未公布相关数据，但该院研究人员在财新发布的一篇文章中透露了部分数据结果。分层抽取了7万个样本的数据显示：人均可支配月收入（扣除个人所得税等之外可用于实际使用的可支配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家庭占比仅为0.61%，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在5000元~10000元区间的是4.52%；而大部分中国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在500元~1500元这个区间，占比约为40.71%。

近7成应届毕业生，税前月入6000元以下

以上是比较宏观的统计数据，你可能会认为，统计样本中包含了家庭中的无收入人群，比如无退休金的老人、失业者、正在读书的孩子等，因而数据偏低，只看打工人的话，遍地是高薪。

但是当我们把人群缩小，聚焦于已经毕业的本科生时，能达到“月入1万”的仍然是少数群体。

涉及到更具体的就业人群划分，我们能找到的统计数据多是含税收入，如果考虑到手，还会更低。

麦可思《中国2020届大学毕业生培养质量跟踪评价》的数据显示，月收入（税前，包含工资、奖金、津贴等在内）在1万元以上的本科应届毕业生仅占该群体总人数的4.3%，与此同时，有68.1%本科毕业生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

即便是在工作三年后，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本科生的月收入没有达到1万元。数据显示，毕业三年后，本科生的平均月收入为8279元。

也就是说，尽管互联网上似乎到处都是“年薪百万”的人，但在中国，“月入1万”，仍旧是一道卡住了大部分人的门槛。

在哪里才能月工资过万？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提及的“月薪过万”，常常是指税前工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到不同的地域和城市的工资水平。

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公布了全国各地区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税前，包含工资、奖金、津贴等在内），我们据此进行了计算排名。可以看到，位列前三的地区分别是北京、上海和西藏，广东仅排在第六。

这个结果与“北上广工资更高”的刻板印象有所出入，分析起来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因为数据是基于不同省份划分的，而广东省除了广州之外还会计入其余所有城市的人均工资，所以排名可能低于预期。

另一方面，因为海拔高、大气稀薄等自然环境因素，西藏的工作、生活环境相对其它地区更具挑战性，所以需要用有竞争性的、更高的工资才能吸引人才，且政策上的支持使得这样高薪招人的策略具有可持续性。

在不同地区，“每月平均工资超过1万”所能带来的生活质量可能相去甚远。前段时间DT君就这个主题采访过12位生活在北上广的年轻人，即便都是大都市，它们之间的房价、物价也都各有不同，更不要说北上广和二三线城市之间的区别了。

对于普遍租房的年轻打工人而言，在这些差别中，最明显直观的就是每个月的房租。

麦可思研究院《2021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的数据显示，在北京和深圳，2020届毕业生的住房成本占工资比已经超过了40%，其次是上海和杭州，分别占比38%与32%。而在重庆、长沙这些规模相对稍小的城市，虽然人们的平均月收入更低，但只有15%左右的工资会被花在房租上。

另外，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抹平了一些差异，使得不同城市的人主动或被动地享用了同一套生活方式。一些生活在三四线城市的人，因为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更少的买房焦虑，可能更乐于在娱乐、潮流上消费。虽然没有月薪1万，但生活同样丰富。

换句话说，“月薪1万是什么水平”“月薪1万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直接被“你在哪里月薪1万”所影响。

做什么才能月薪过万？

影响薪资水平的远不止“在哪儿工作”这一个因素。同样重要的，是具体“做什么工作”。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显示，2020年各行业平均月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金融业。也只有在这三个行业中，就业人员平均月工资超过1万元。

但另一方面，这三个高薪行业都有着不同的高门槛和问题：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面临着高强度、高时长的脑力工作，尤其是近几年，从亚健康到猝死，“拿命换钱”的工作逻辑越来越被人批判，但普遍来看，只要身处其中，人们还是难以跳出“内卷严重”、“35岁晋升瓶颈”等问题。

排在第二的科研行业，需要专业技术过硬的人才，紧随其后的金融行业非常看重高学历及相关经验。因此，高门槛和高月薪是密不可分的。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还显示，在不同地区，高薪行业的排名是不同的。

比如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它的金融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在27510.4元/月，是全上海所有行业中最高的。

但在浙江，金融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12150.3元/月，在全省各行业排名并不靠前。浙江省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就业人员平均月入19619.2元。考虑到阿里巴巴总部就在杭州，这点并不让人意外。

写在最后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即收入与幸福感不成正比的现象。其解释之一就是，收入和财富具有相对性，而这种相对性决定了它们真正的价值。

就像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在不同城市，“月薪过万”的意义是不同的。

正因为大城市更容易月薪过万，所以在大城市月薪过万就没有那么稀有，反而会有更多高收入人群、高消费场所，且更容易产生攀比效应。即便许多消费选项也许并不包含在“月薪1万”打工人的生活成本之内，它们的存在还是会直接降低薪资在人们心中的价值。

另外，在薪资水平较高的社交圈中，当身边大多数人的收入与你相差无几时，月薪1万的心理价值自然被削弱了。

英国经济心理学家克里斯·博伊斯等学者提出了“收入等级”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博伊斯指出，大多数人判断自己薪资水平时，不会考虑薪资本身价值，他们的判断更多受到这个薪资的“收入等级”所影响。而所谓“收入等级”是一个非常具象、微观的概念：它指代每个人心中，自己的收入在个人社交圈中排在什么位置——但没有人会把宏观的社会参照值（譬如“99%的中国人月收入低于1万”）作为比较对象。

简单粗暴地来说就是，在一个人心中，“月收入1万超过99%中国人”的认知所能带来的幸福感，大概远远不如“月收入5000超过5个亲朋好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人更在意“比上”：与收入高于自己的人群的比较会对一个人的心理产生更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比下”所带来的心理安慰在“比上”所产生的的焦虑感面前，往往不值一提。

比如对于许多城市中产而言，他们大多数人早就月入过万，但依然无法停止对自身收入的焦虑。根据脉脉数据，即便是年薪30万以上的人群，其主要焦虑依然来自收入。

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认为：这种收入焦虑的根源，“还是负担多”。从高昂的房贷按揭，到鸡娃的教育投资，“月收入1万”相较于大城市中产生活的预设花销而言，显得杯水车薪。

不可否认，人们关于“月薪1万”的悲欢并不相通，有人早就月入过万，害怕跌落，所以还在努力向上；有人月收入5000，美食电影潮玩一样不落，生活得洒脱快乐。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努力过着自己定义中的“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