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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朱德力主解散公共食堂:全垮掉也非坏事

2017-02-27 15:02:06  人民网  

办公共食堂“不要强迫命令”

1958年夏,“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部分农村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曾自发地建立了一些公共食堂。这一所谓“新生事物”刚出现,就被上升到进一步解放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措施而被大加提倡。这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于是,公共食堂作为建立人民公社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全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实现了公共食堂化。

1958年9月,朱德同志在石河子垦区农场观察作物生产情况。

1958年9月,朱德同志在石河子垦区农场观察作物生产情况。

但是,朱德在经过调查研究后,逐渐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存在不少问题。当时,人民公社被定性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金桥”,因而许多人都认为这种过渡的时间越短越好,产生了急于实现“两个过渡”的思想(即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不切实际地提出许多“大办”的口号,如“大办工业”、“大办交通”等等。因为不具备各种“大办”的条件,致使瞎指挥风、浮夸风和“共产风”十分盛行。针对这种情况,1958年11月4日,朱德在视察天津大沽化工厂时表示,建立人民公社不能强迫命令,能办到的就办到,一时办不到的可以慢慢来。快或慢要从具体情况出发。

1958年10月起,毛泽东也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乱子不少,相当多的干部头脑中有一大堆的糊涂思想。在他的主持下,党中央从1958年11月至1959年6月庐山会议前,先后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开始局部纠“左”。根据这些会议的精神,朱德花了许多精力参与纠“左”工作。

1958年,朱德同志视察河南

1958年,朱德同志视察河南

1959年2月,朱德前往广东视察。2月17日,他在同江门地委负责人谈话时说:“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的生活如果长期这样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这时,公共食堂办的时间还不是很长,许多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而此前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仍明确规定“要办好公共食堂”,因而朱德并没有对公共食堂的利弊作过多的评价,但对公共食堂能不能办下去、有没有必要办下去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也由此开始格外关注公共食堂问题。

1958秋冬因全民大炼钢铁农村劳动力短缺,大量成熟了的庄稼未及时收回,加之这一年各地大放高产“卫星”造成农业获得特大丰收的假象,国家加大了对粮食的征购,致使农村留粮大为减少,而公共食堂建立之初,片面鼓吹“吃饭不要钱”,甚至提倡“敞开肚皮吃饭”,导致粮食浪费严重。到1959年春,农村粮食紧张的问题日渐凸现。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强烈要求解散公共食堂。针对公共食堂出现的各种问题,党中央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后调整人民公社有关政策的同时,对公共食堂的态度也有所变化,提出“争取巩固,坚持自愿,积极办好”的方针。虽说对于办公共食堂要坚持社员自愿参加的原则,但由于有“积极办好”这个大前提,因而不少地方明知群众对食堂意见很大甚至食堂勉强维持都很困难,也不敢解散食堂。而这时,朱德一再强调公共食堂一定要坚持自愿原则,而不可强迫命令。

1958年,朱德在新疆视察兵团花园农场。

1958年,朱德在新疆视察兵团花园农场。

1959年6月20日,朱德与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其中说:“在当前群众生活中,食堂问题是一件大事。”“这里大部分群众不愿参加常年食堂,原因是:(一)东北冬季时间长,各家都需要烧炕取暖,如果食堂和家里立两炉火,浪费很多煤火;(二)食堂设备条件差,不能做到家里那样饭热炕暖;(三)自留地分下去后,在家里做饭可与饲养家畜家禽结合起来;(四)群众感到食堂吃饭,来人待客、婚丧嫁娶有诸多不便。”他们建议:“在今年的夏收分配中,应该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自己在家里做饭。愿意入食堂者,可以自由结伙,重新集中粮食。”在这里,虽然朱德等人没有明确表示要解散公共食堂,但对于公共食堂的否定态度已是很明朗了。

1958年9月,朱德同志在石河子垦区农场观察作物生产情况。

1958年9月,朱德同志在石河子垦区农场观察作物生产情况。

公共食堂“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

为了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党中央决定于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乘专列去庐山的途中,于6月22日在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及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等人。在谈话中,毛泽东对河南省委领导说:“食堂要坚持下来,又可以坚持下来。我不是要你们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够坚持下来。”又说:“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农村公共食堂不但极为关注,而且希望公共食堂能够坚持下来。

 1958年9月,朱德同志在乌鲁木齐县南山牧区亲切看望哈萨克族牧民。

1958年9月,朱德同志在乌鲁木齐县南山牧区亲切看望哈萨克族牧民。

朱德参加了这次庐山会议,在会上发言中讲得最多的是公共食堂问题。7月6日,他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还要搞经济核算。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农民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办公共食堂,对生活有利,但消费吃亏。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样愿意共产吗?食堂自负盈亏,公家总吃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

当年在办公共食堂问题上,河南是比较积极的省份。1959年6月30日,河南省委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河南办公共食堂,已有了一年多的历史,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了深刻影响。公共食堂具有解放劳动力、适合公社化后集体生产的组织形式等八大优点。河南省委认为,要办好食堂,必须将中央关于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交给群众讨论,让他们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到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教育干部和社员认识大集体与小自由的关系,改善食堂的经营管理,继续加强对食堂的领导。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很重视,7月10日,他作出批示,将河南省委的这份报告印发给庐山会议与会人员,希望各地参考和借鉴河南巩固公共食堂的经验。

1958年7月11日上午,朱德同志视察西宁市中庄乡路家庄社。图为朱德同志在田边向农民询问庄稼的长势。

1958年7月11日上午,朱德同志视察西宁市中庄乡路家庄社。图为朱德同志在田边向农民询问庄稼的长势。

为了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特别是公共食堂的问题,7月16日,朱德特地将吴芝圃找来谈话。吴芝圃汇报说,河南现在只有5%的人不愿吃食堂,大多数人仍然愿意吃食堂,这是历史形成的。朱德听后说:“参加农村食堂,还是要实行自愿的原则。想回家吃饭的也要允许,对他们不要歧视,不要戴帽子。”他又说,即使食堂都垮了,也并不影响公社的巩固。人们不向公社要吃要穿,公社反而会巩固下来。如果去年不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样再维持几年,农业就会皆大欢喜了。至少肉、鸡、蛋会有得吃。公共食堂建立时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朱德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了河南勉强将农民留在公共食堂的做法。

7月23日是庐山会议由纠“左”到反右的转折点。这天上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开始对彭德怀进行批判。在讲话中,毛泽东专门讲到公共食堂问题,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无可厚非。他说,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二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毛泽东认为,食堂不但节约劳力,还节省粮食,包括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里吃得好。如果没有后一条,食堂就不能持久。他还对朱德说: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朱德一再主张解散公共食堂是有所不满的。

1958年9月4日至25日,朱德在新疆视察。图为朱德在吐鲁番五星人民公社果园与当地干部、群众听取公社干部的汇报。

1958年9月4日至25日,朱德在新疆视察。图为朱德在吐鲁番五星人民公社果园与当地干部、群众听取公社干部的汇报。

再次反映农民呼声,促成公共食堂的解散

庐山会议之后,一度被有所纠正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且较之1958年有过之无不及。公共食堂也被当做“社会主义阵地”而大力加以维护。由于庐山会议后开展全党范围的反右倾,不赞成办公共食堂被视为右倾的重要表现,这样一来,公共食堂果真回来了。至1959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

然而,进入1960年后,我国经济遭受了比1959年更严重的困难,特别是农村的形势极为严峻。由于自然灾害频繁,更由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再度盛行,导致1960年粮食产量再次大幅度下降,而国家为保证城镇居民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不得不在农村实行高征购,以致农民的留粮难以保证其最低生存需要,而农民又被捆绑在公共食堂吃着名副其实的大锅饭,生活异常艰难。为此,以1960年11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为标志,开始了农村政策的调整。1961年3月,党中央又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强调要坚决刹住“共产风”,缩小社队规模,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

1960年3月,朱德在四川仪陇

1960年3月,朱德在四川仪陇

朱德虽因主张解散公共食堂而遭到错误批判,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这个问题的关注。1960年3月,朱德回到家乡四川仪陇县时,坚持在公共食堂吃饭,对食堂的真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61年“农业六十条”草案出台后,朱德积极响应中央开展调查研究的号召,不顾已是75岁的高龄,前往四川、陕西、河南、河北四省视察,公共食堂问题再次成为他此次调查的重点。回到北京后,他于5月9日致信毛泽东说:“就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情况说来,那里(指四川)的群众吃饭也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回家再加工一道,对人力物力浪费不少。一到西安,陕西省委对食堂的反映就十分强烈了。据他们汇报,多数群众愿意回家自己做饭,少数群众愿意留在食堂吃饭。

与此同时,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相继组织了大批调查组深入农村调查,刘少奇、周恩来等也亲自到湖南、河北农村调查。这样,全党上下对公共食堂的诸多弊端有了深切体会,对广大农民解散公共食堂的强烈愿望有了真切感受。1961年5月至6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随着这个文件的贯彻,全国农村勉强维持三年之久的公共食堂按照农民的意愿相继解散。

1960年3月,朱德在四川仪陇

1960年3月,朱德在四川仪陇

朱德之所以能较早发觉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且对此明确持否定态度,是与他了解农村、了解农民分不开的。在庐山会议期间同吴芝圃谈话时,朱德就说过:“要认真研究一下农民的心理,要向农民讲清楚,并让其讨论,否则没有人敢讲话。”朱德本人是了解农民心理的。他在庐山会议中南小组的发言中说:“去年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足,‘共产’搞早了一点。”朱德认为,既然农民具有劳动者和私有者双重身份,制定有关政策的时候,就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考虑农民的部分所有制问题。

朱德了解农民,不仅是因为他出身农民,更重要的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从事农村调查。1958年至1961年这几年,除了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和完成出访任务外,朱德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各地视察和调研中度过的,因而他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懂得农民的心思,也就知道农民在想什么、盼什么,并由此反映农民的愿望,为农民代言。(罗平汉 据《百年潮》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李东舰 C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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