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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松泉:邓小平改革为何能够人已逝而政不息?(1)

2017-01-20 15:10:10  新华网  

历史视角下的邓小平

在一个体制控制严密、传统势力异常强大、社会惰性根深蒂固、革命意识与保守意识几乎挤压着社会改革绝大部分空间的社会里推行社会改革,改革本身及其改革者的命运与结局,往往是宿命般地令人绝望。回首中国历史,改革和改革者的命运大体是很悲惨的,这也一直成为许多人在改革面前却步的一大因素。但是,在20世纪的最后时期,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这个宿命,中国的改革,尽管还没有进入最后的阶段—政治改革,但是,这个改革已经将自己而且也将中国社会推上了路,并且,这个改革也将中国从100年前邓小平诞生时候的贫弱状态进入到崛起时代并走向一个多世纪以来历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富强国度。

丁松泉:邓小平改革为何能够人已逝而政不息?

马克斯-韦伯举德国俾斯麦为例指出,一个伟人可能具有卡理斯玛的天赋,却缺乏使其工作延续下去的能力。俾斯麦后的德国随着他的离去而人走政息,他苦心经营的权力均衡和一直希望摆脱“他国联盟的梦魇”的努力全都付之东流,德国为此而付出世界大战的代价。邓小平不仅避免了商鞅、王安石、李鸿章等中国改革家的命运,而且其改革也避免了俾斯麦那样人亡政息的命运,这不仅是邓小平个人的幸运,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幸运。

丁松泉:邓小平改革为何能够人已逝而政不息?

中国文明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明,因而中国社会很早就建立起严密的社会控制系统,与这种严密的控制能力相伴随的是社会体制的刚性和惰性,既缺乏体制内应变的弹性空间和应变能力,甚至久而久之也失去了应变的主动性。在这样的社会中,体制内变革的空间一直受到两个方面的挤压:革命或改朝换代的动力与社会保守势力和社会惰性的阻力。改革要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夹缝中走出一条路,对任何一位改革家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改革力量在这样的社会中往往势单力孤,普通大众或者受到激进主义的诱惑而革命、起义,或者麻木观望与抵制。

丁松泉:邓小平改革为何能够人已逝而政不息?

中国历史中,当一个王朝本身出现统治危机时,在体制内改良的努力很难取得成功,最后的结局基本上的王朝的更替。改革常常因为保守势力的压制而窒息,改革的失败最后也导向体制或王朝的崩溃。邓小平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能够比较娴熟地应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挑战,改革力量在两者之间保守了相对比较巧妙的平衡。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体现着他对保守势力的强有力的回击,挽救了中国改革可能夭折的命运,这是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人为中国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所做的最后也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

丁松泉:邓小平改革为何能够人已逝而政不息?

另一方面,邓小平的成功也是由于中国民间巨大的改革动力和改革的民众基础,邓小平顺应了他们的要求,并顺势推动。后“文革”时代孕育着非常强大的改革动力,特别是社会精英在改革问题上基本形成了共识,邓小平的贡献在于他将这种共识凝聚在他的政策中,落实在他的改革行动中。除了邓小平个人因素外,这个改革的成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环境的作用。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中,李鸿章与邓小平是最具有共同性的两个人,洋务运动所推动的改革曾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也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李鸿章的改革由于甲午战争而被葬送,就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成功也有他的历史幸运。题外而论,中国前两次现代化的努力都是被日本人所破坏,惟有这一次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配合的作用,无论其主观动机是什么。这也是邓小平比较幸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