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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榕忆文革邓朴方跳楼过程 揭北大造反派酷刑(2)

2016-04-14 08:50:40  广安日报  

在非人的摧残、审讯和虐待下,朴方的决心早已在心中下定。困惑和疑虑都已过去,他是理智的。他太理智了,他毫不犹豫,毫无惧怕,非常镇定地做出了选择。一个大学技术物理系四年级的高材生,一个历来严于律己的团支部书记,一个只有二十四岁的中共预备党员,曾经有那么多的信念,曾经有那么多的追求,曾经有那么多的理想,曾经有那么多的期望,而此时,只剩下了一个坚定的决心,一个不可动摇的决心。他非常冷静地走向了自己的选择。摔下来后,朴方昏迷了过去。他记得曾经一度醒来,感到躺在冰冷的地上,但瞬间便又昏迷。再次苏醒时,他已身在医院。看着周围人的冷冷目光,看着头顶上不停晃动着的输液瓶,一切都那样的恍惚,那样的不真实。就这样,在北医三院的急诊室里,朴方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发了三天三夜的高烧。

不知是上苍的刻意安排,还是逃脱不掉的宿命,生命竟然是那样的顽强,竟然可以战胜死神。朴方的性命保住了。生与死,是人世间永恒的话题。生与死,是一场恶战,更是一场搏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人之于此,心如死灰。清醒的时候,朴方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心中没有激动,没有悲伤,没有思索,也没有悔恨。造反派的吼叫,医生的问话,都像风吹过耳,听而不闻。

朴方刚摔的时候,第十一、十二胸椎和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下肢虽不能动,但腹部以上仍有感觉。按任何医疗程序讲,在这种情况下都应马上施行手术,进行清创减压,否则脊椎内的出血会向上逆行,凝结后会加重截瘫病情。如果当时哪怕有一丝一毫的人道主义,如果能够及时进行手术,朴方是不会致残如此的。但在那个年代,在那种政治气氛下,对朴方这样的“反革命黑帮子女”,对“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送医院没让人死已经算是“宽大”处理了,根本不可能给予什么治疗。就这样,朴方的截瘫平面一天天地上升,由原本的第十一胸椎,演变到第七胸椎水平。也就是说,造成了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大小便功能丧失,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

大约十天左右,性命好歹保住了,造反派便通知邓楠,说现在危险期已过,他们不管了,要把朴方送回家去。

邓楠听见学校说不管了,要把朴方送回家,连伤心带着急,立即坚决地反对说:“送回家不行!我要求回家和家里面商量一下。”获得造反派准许之后,邓楠赶快坐公共汽车回家来见我们。

奶奶、邓楠和我,坐在方壶斋那不见阳光的小屋里,眼泪不住地往下流。邓楠和我商量,人是北大造反派整的,不能就这样把看护的责任推给我们,更不能让他们把一个连危险期都还没有渡过的病人送回家来。如果真送回家来,仅凭我们几个人和年迈的奶奶,怎么照看他,怎么给他看病?不行,我们得想办法,我们得去找人,去找中办!

我和二姐到中南海西门,说我们要找中办的领导,没人理我们。我们说要找平时给我们送生活费的那个工作人员,也不给我们找。没人理睬,怎么办?我们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绞尽脑汁地回想原来记得的中办有关单位的电话号码。我们一个一个地拨,一个一个地打,打了一个遍。接电话的,有的说这事不归他们管,有的说你们找北大去,有的二话不说就挂断了电话。最后凭着记忆,我们拨通了中办警卫局值班室的电话。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说不管。我们急了,就在电话中狠狠地说:“人是你们弄成这个样子的,我们孩子之间没有看护的义务,我们父母还在中南海,要送就送到我们父母那里!如果你们敢把人送回家,我们就把他抬到大街上,抬到中南海大门口。我们要对所有的人说,这是邓小平的儿子,让他们弄成这样啦,你们大家看看吧!你们只要敢把人送回来,我们就敢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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