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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称灾荒七分人祸赢满堂彩

2016-01-18 10:55:20  新即墨  

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称灾荒七分人祸赢满堂彩

李视远

李视远回忆参加中央七千人大会

1927.3-2014.10,山东省即墨市人,1945年8月参加革命,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即墨县刘家庄区委组织委员、区委副书记、代理书记、即墨县委纪律委员会书记、即墨县监察委员会书记、即墨县委副书记、即墨县委书记处书记、即墨县政府副县长、即墨县革委生产组负责人、即墨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副主任、县革委副主任、即墨县委书记、即墨县委书记兼县革委会主任、即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负责干部7118人,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先后到会讲话。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清理“左”的错误,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好转,起了积极作用。

参加会议的原因

参加这次会议,是1961年12月份青岛市委下的通知,说是根据中央1961年11月16日通知精神,1962年1月1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大会召开的目的,是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增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调整国民经济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县委负责同志要安排好工作,准备去北京参加重要会议。

上级很明确是要求县委书记参加,当时李建东主持县委工作,他是1960年4月到即墨主持工作的。李建东一来即墨,就遇上了省委下发《关于印发即墨县七级人民公社湍湾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两个调查报告》(6月份县委的调查处理报告和7月份省委工作组的调查报告),并加了批示,严肃批评即墨县委部分干部脱离实际、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歪曲事实的错误做法。

即墨县自1958年以来出现了这么些问题,浮夸风、反右倾闹的很大,省委对于即墨县委主要负责人独断专行、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强迫命令等严重错误给全县造成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粮食连年减产,口粮短缺、劳力大量外流、人畜大量非正常死亡等严重恶果进行了处理,决定撤销县委第一书记徐华职务①,将徐华、尹传基、王生民(1957年8月至1961年2月任县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三人定性为“封建统治集团”反革命头目,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并确定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作为重点对象进行批斗,批了一年多。(后予平反,编者著)这时,还有两个工作组在即墨住着,一个是王润斋②带领的省委工作组,一个是杨维屏带领的青岛市委工作组,两个工作组联合工作,根据省委指示对即墨县正在进行调查,准备形成向省委提交《关于即墨县几个严重情况的报告》。即墨当时情况如此严重复杂,都害怕去开会挨批评。李建东认为我对即墨情况熟悉,就叫我去参加会议。还有一个原因,“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三年多的失误,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央大会是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三年经验教训,我是反对“浮夸风”而被打成右倾的,我不怕,到哪里也是实话实说。中央开会到县委书记这一级,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至于开会时怕挨批评,这就好像咱们县委召开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四级干部会议,县委不可能去批评一个生产小队长,我觉得就是这么个道理。

定下了之后,就报上去了,青岛市委接着告诉即墨县委,按中央通知要求1962年1月8日前报到,参会人员提前到青岛集合,统一坐火车进京。1月7日就到达了北京火车站,下车后看到几十辆大客车排列在站前等候接与会代表,将我们送到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我们自建国前参加革命起,大多数都没有到过北京,更谈不上见这么豪华的宾馆,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服务员非常热情地接待,领着我们代表走向住宿的房间,两个人一个房间,住得很宽敞,对住宿条件大家表示很满意,每人一张床一条被子,喝水的杯子都是自己带或者买,笔记本、钢笔自己带,每人发了一张大会“出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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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七千人大会”照片(局部)资料图。

召开会议的背景

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为什么需要县委书记参加呢?参加会议的人数如此之众,以其七千人的规模真是史无前例,后来人们索性把这个会议叫作“七千人大会”。我们从一报到开始就感受到了会议的气氛,以后随着会议的进行,逐渐知道了会议召开的原因。简单地说,那就是全国粮食极度紧缺,粮食征购和中央上调粮食困难,任务难下达,基层领导干部难接受。中央解决粮荒是直接原因,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是召开七千人大会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感头痛的问题就是6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几乎逢会必讲粮食。尤其是最困难的1960年、1961年,灾害严重,出现大量的浮肿、饿死人现象。现实的严峻其实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无论是地方干部,还是中共高层,都存在着这样或是那样的疑问,那就是三年大跃进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追根溯源恐怕还得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曾经响彻全国的宣传口号说起。各地报出了粮食亩产千斤、万斤卫星田,各级报纸接连刊登。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继续“大跃进”,造成全国粮食全面紧张,粮食征购计划无法完成,可到了1961年11月中旬,时间过半,第四季度中央需从各地上调32亿斤粮食,任务却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此外,1962年的征购任务也没落实下来,各地过去对粮食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在落实中央的粮食征购数和上调指标时,总是强调困难。在“大跃进”的背景之下,1961年的中国,用外汇进口粮食,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要靠进口粮食吃饭,工业大跃进从何谈起?为解决这个从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难,中央专门召开六个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落实粮食问题。结果与会者多表现出畏难情绪,怕答应了中央要求的粮食征购数目后回去难以落实。虽然大家都有畏难情绪,但还是勉强订下了150亿斤的目标。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提出,下边是有困难,但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这个建议印证了中央此前的一个基本判断:对粮食产量,地方干部没有完全讲老实话,只有从思想上解决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才可能完成粮食征购计划。

邓小平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建议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觉得,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干脆把县委书记也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好坏都要讲清楚。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亮丑。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毛主席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这样,以150亿斤上调粮食为发端,中央要在1962年初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就在毛主席这里定了下来。后来起草会议通知时,又增加了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并得到毛主席、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同意。这样,原本6000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7000多人的规模。这就是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接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12月20日开始,1962年1月10日结束,为七千人大会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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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视远访谈录》

日程很特别

七千人大会的特点是规模大,时间长,会议隆重,组织严密,还对外保密。大会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就是程序简单,没有很多的议题,中心问题就是讨论通过一个报告。

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全国各地的与会代表们陆续抵达北京之后,我和大多数代表一样,当时对中央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次大会,还是心里没有底,要说什么?怎么说?不清楚。

1月11日大会正式开始的第一天,没有举行开幕式,是以华东局为单位开的会,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召集华东局的代表们开了一个短会,做动员,然后将中央的书面报告草稿和一些文件发下来讨论,说大会通知,拿到文件之后,利用一天的时间阅读文件,12日起分组进行讨论,广泛征求意见。谁知道等来的第一项会议进程竟然是讨论中央的报告,这让与会的代表倍感惊讶。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浮夸风盛行,没人敢说真话,与会代表无一不是带着领导说什么,我们听什么的目的来的,那么领导这一回竟然让他们参与讨论中央报告,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这样带着疑惑,第一天先是自己看,后来又集体宣读,我认为是重点的地方就又看又记。从12日起,天天讨论,每个人都发言,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多,大组在一起讨论的少,星期日休息。通常的日程安排是白天开会讨论,晚上则在宾馆看文艺节目,杂技、评剧、京剧以及侯宝林的相声。

当时的经济比较困难,会议吃饭也是一件大事。不管是中央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一律凭饭票吃饭,10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每次吃饭,桌子上都吃得光光的,四菜一汤。为了节约,都是大锅菜,大家连菜带汤一起吃。每天两干一稀,早晨是稀饭,有时也有干的;中午四菜一汤,晚上稍差一点,也属四菜一汤。但比在家里吃的好多了,可以吃上米饭、馒头,吃到一点平日很少能吃到的鱼、肉,偶尔还有黄瓜、茄子、辣椒等新鲜蔬菜,这些菜在冬天里即墨看都看不到。尽管参加会议职务最小的是县委书记,在家里也填不饱肚子。山东是重灾区,我们即墨特别严重。县委书记们也很高兴,比在家里吃得好。开了近一个月的会,只是在春节那一天,中午吃顿饺子。

1月27日,是代表们第一次参加全体大会,这一天是星期六,刮着挺大的西北风,一走出招待所,就觉得寒风扑面。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统一乘车到人民大会堂,那时候乘坐的汽车,没有暖气,大家穿的是棉袄棉裤,大家忘却了寒冷,忘却了忧虑。心是热的,尤其我在县一级跟党革命十几年,第一次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会议,心中充满着激动与期待。来京已近20天,天天都想亲眼见毛主席一面,今天终于如愿以偿,心里怎能不高兴呢!还有着另外一份期待,那就是修改之后的报告稿,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下午两点会议正式开始,当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时间长达十五分钟。按照惯例,大会开始之前都应该有一个开场白,何况这是本次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也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第一次跟所有与会代表见面,大家都期待毛主席能说点什么,至少应该跟大家打个招呼,应该讲讲为什么要召开规模如此巨大的会议。然而毛主席却一句也没有解释,他单刀直入地说:“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请少奇同志报告。”因为印好的《书面报告》第二稿已经发给与会者。《报告》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第二部分是“关于集中统一”,第三部分是“关于党的问题”。刘少奇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没有客套,开始就说:“书面报告已经发给大家了,我有一个口头报告,没有讲话稿。”然后甩开湖南腔便讲了起来,只是他的讲话却有点出乎与会者的预料。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和党的作风四个方面,作了一些更具体、更深入的解释、说明和补充。这个口头报告说出了代表的心里话,掌声不断。特别是讲到1958年以来的灾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赢得了满堂彩。听了以后,我感觉到中央对下面情况了解得详细,这次会议能够彻底解决问题,体会深刻的是对形势的判断,就像刘少奇说的,现在还是一个很严峻的形势,是很困难的,相当困难的,困难表现在老百姓吃不够、穿不够,用不够,这个形势的判断,这个应该说比他的书面报告里说得更具体一些。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提法,说出了我们基层干部想说但又不敢说的心里话。

1月29日,继续开全体大会。毛主席主持,林彪讲话。林彪讲了4个小时,讲了关于党的问题和军事问题。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人民公社、总路线是正确的,是革命的创造,是党的创造。我们工作中的一切错误,都是因为我们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党的路线造成的。林彪发言结束之后,毛主席立即在大会上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希望把它整理一下。

按照日程安排,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月30日就要结束了。都预订好了火车票,只等一散会就赶回家去过年。29日下午,林彪讲罢后,毛主席即席说:“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是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大家听了都鼓掌欢迎。就在这时候,从底下传到主席台上一张小纸条,毛主席看后就笑了。后来才知道,纸条是东北局的一位老同志写的,署名“党小鬼”。他说明天会议就要结束了,可大家还有很多话没说完,还憋着气,要求把气出完再走。毛主席当场同意,宣布延长会期,让大家出气。他说:“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为什么我们在北京7000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工、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同志们听了群情振奋,全场热烈鼓掌。毛主席又说:“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大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上就更不敢讲话了。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毛主席还风趣地说:“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

在毛主席的倡导下,会期延长一周。接下来会议就有两件事情了,一是过年,一是“出气”。

1月30日下午,毛主席在全体大会上专门做了一个发言,一共讲六点③,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毛主席脱稿讲了揭盖子话:接到了检举信,有人反映如果就这样回去,问题还是没解决。所以不能散会。有些人在捂盖子。开会的时候,坐在那里,别人都不敢提意见。说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次一定要摸。后来知道毛主席提到的检举信,有一封是蚌埠市委副书记马骞写的。

从1月31日到2月7日,以中央局为单位召开会议。主要是地方上来的同志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开“出气”大会。省委召开动员会,号召大家打消顾虑,趁热打铁,把“气”出完,重点是对省委的工作提出批评。

2月4日这天是除夕,我们早早就打扫了房间,穿上了新一点的衣服,准备和毛主席一块吃年夜饭。这时候,中央认为7000多人在一起吃顿饭,光搬动桌、椅、碗、筷、碟就需要很多人力、物力,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于是决定在各驻地,由中央局领导和大家一起过春节。华东局的全体同志是在招待所的大餐厅里欢度除夕的,柯庆施代表毛主席给大家敬酒,祝同志们新春愉快、身体健康,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大的成绩。除夕那天吃的是饺子,菜也很丰盛,很有过年的气氛,每个桌只上一瓶酒,每人喝上两盅就是了。晚上毛主席要和同志们一起观看春节晚会,于是大家又高高兴兴去了人民大会堂。除夕晚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以东道主的身份主持了春节联欢晚会,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均来助兴。

除夕那天晚上,这个人民大会堂啊,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都参加了。还有北京市的各界代表也进了大会堂。

据说那天晚上,有五万多人参加大会,那个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好几个厅都同时开放,有歌剧、有京剧、戏曲、杂技,你愿意看什么节目就看什么节目,有的代表就是看完这个又跑到那里去看,我那天晚上看的是京剧。晚会结束时,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三人上台谢幕,观众都站着热烈地鼓掌,周总理搀着毛主席的胳膊,刘少奇是跟着毛主席。在前台由这边走那边,再由那边走这边,台下的人一直是站着鼓掌,那一个告别就告别不了。

大年初一放假一天,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和参加会议的同志及首都4万多军民共度春节。毛主席、刘少奇走上主席台,向大家祝贺,全场欢呼“毛主席万岁”。团拜会结束后,大家都去街上游玩。节日的北京红旗飘扬,张灯结彩,爆竹声声。

大年初二,朱德、邓小平讲话。朱德的讲话,主要是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邓小平讲党的建设问题,重点是讲如何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健全党内生活,包括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经常工作、培养和选择干部、学习马列理论和毛主席著作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大年初三,周恩来总理讲了1958年以来计划工作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并分析了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陈云没有在大会上讲话。大会最后通过书面报告的决议。之后,毛主席高屋建瓴,谈笑风生。他说把同志们请到北京来住了几天,都讲了讲心里话。中央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林彪同志、小平同志和我也讲了讲,就是陈云同志没讲。陈云同志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他还没调查透。毛主席安顿同志们回去以后把这次会议的精神贯彻落实好,接着就宣布大会闭幕。

散会后,中央领导和同志们一起合影留念,那时候照像技术落后,不可能照一张七八千人的全体相,就以中央局为单位照。首长们先坐好,大家按事先排好的顺序进去站好。这时候毛主席就站起来问同志们好。规定不能主动和毛主席握手,主席伸出手来你才能握,主席问话你才能答,所以一会儿功夫就照好了。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共开了28天。大会规定,与会者不准给家里写信、打电话,会议期间所发的文件资料、小组讨论记录、个人的笔记本,全部被收回,“只字片纸不准留”。对于会议讨论的内容,没有传达任务。后来,相关文件下发到县团级以上干部。

正月初五从北京回来,我连家也没回,就向杨维屏汇报,召集县委常委会,传达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

(摘自《李视远访谈录》)

注释

①1963年2月22日,中共烟台地委决定、省委批准,撤销徐华即墨县委第一书记和县委常委职务,工资待遇由13级降为14级;1981年6月,中共青岛市委对徐华等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1981年8月,经省委批准,予以平反、恢复工资待遇、恢复政治名誉。

②王润斋(1923.5-2008.9),山东泰安市人。曾任泰北县岱峰区区委书记,鲁中沂山地区莒沂县、淮安县公安局长、县委副书记,沂山地区公安处处长,尼山地区、滕县地区公安处长,山东省政法委秘书长、政法部副部长,济宁市副市长、市长,枣庄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枣庄市委书记等职。

③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责任编辑:李东舰 C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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