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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个人崇拜和专断集中体现在毛泽东身上

2015-10-28 10:42:55    人民网

2008年初,张胜,原总参谋部战役局局长,也是张爱萍将军的儿子,为我们带来一本讲述张爱萍一生经历的书——《从战争中走来》。这也是一本对话录,记录了他们父子间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2011年9月的一天,本刊记者采访了张胜,他告诉记者:“我只跟你谈谈这本书的创作宗旨。这本书反映的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军队的高级领导者,在他晚年时围绕着信仰这个主题,对自己人生作出的回顾与反思。”

张胜说,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八九风波和苏东剧变。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今后的走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的发生必然会引起我们对党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这一切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逼迫我们要从现实和历史的轨迹中去寻找答案。那时我的父亲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两年了,他身体健康记忆清晰,基于上述思考,我请他围绕党的使命和自己的人生信念这个主题,回首所走过的历程,以及在重大事件中的抉择与思考。

书出版后,确实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尤其在党政军层面和党史研究领域,也组织过多次研讨会。但张胜告诉我们,社会关注度不少还在“红墙秘史”上,真正去开掘分析那一代革命者他们内心世界变化的还不是很多。其实这不是一本揭秘的书籍,张爱萍也根本不是那类熟知党内秘闻的人,他只是个工作狂。他虽然身居高位,但从心里厌恶、鄙视那些热衷于在党内搞宗派、拉小圈子、走关系的人。他自己不仅不掺和,也不去打听,要和他讲这些,没几句就会打断你:“不要和我说这些无聊的事情!”

这本书历史的跨度很大,涉及的范围也很广,从战争年代直到改革开放,包括军队建设、国防科技、政权建设。张胜说,理解张爱萍这个人,可以从他和两位领袖之间的关系变化着眼,即张爱萍和毛泽东、张爱萍和邓小平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指个人间的关系,而是和信仰有关。这也是这本书的主线。

  “元始天尊的弟子”

和我军的许多高级干部不同,在早期,张爱萍并不是在毛泽东领导的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他1925年投身大革命的洪流,1926年加入共青团,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成为全党的领袖。张爱萍独闯了十年后,在长征中,在编入中央红军后,才亲身感知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是毛泽东挽救了红军。面对中国革命渺茫的前景,对比五次反围剿左倾路线的失败,以及自己前十年革命路途上的坎坷经历,他开始信服了毛泽东,并从此敬仰他、追寻他。
  他和毛泽东个人的直接接触,是在一次战斗的失利后受到毛的批评。他一直记着毛当年对他的教诲:“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部下不负责任的意见和情绪所左右。”“每临大事有静气”,才是考量一个指挥员素质的关键。面对毛泽东,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如此的浅薄,是那样缺乏功底,他提出要去学习,毛欣然同意并介绍他去了红大。回忆那段往事,他说:“我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去聊天,毛问我学得怎样了,我说,越学、书读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不行,越觉得自己贫乏……毛说,这就是进步的开始。”
  毛泽东给予他的不仅仅是方法论。张爱萍回忆说:“在红军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上来的第一句话就问,这是个什么地方啊?他指指背后的那座山,这是元始天尊修炼的地方!今天,坐在这里的,就算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啦!你们这些弟子跋山涉水地跑到这里来是做什么呢?是求道!求中国革命之道!不要多久,一个新的局面就要到来了,就要轮到你们下山了。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们今天是深山学道,明天要下界去普度众生!”毛泽东的这段话,张爱萍记住了一辈子。怎么理解“普度众生”?指的就是共产党人身负的使命!是毛泽东给予了他信念,指明了他人生的目标。张胜说,他父亲和某些高级将领不同的地方正是在于此,他对毛泽东的感情不是局限在朴素的情感上,而是更加理性,是信仰层面的,是通过自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得出来的。这对他后来能在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旗帜鲜明地恪守信念,不随波逐流是至关重要的。

两种抗战路线,孰优孰劣?

在抗日战争的实践中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指导方略,是张爱萍运用掌握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和理论的又一次升华。过去张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主要工作任务是贯彻执行上级的部署,而这一次,他是领受毛泽东的指示独自一人深入日本占领区去开辟敌后根据地。这就要求在全局上有一个通盘的运筹,要求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融会贯通。
  抗战初期,在日军势如破竹的攻势面前,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抗战是极其被动的,不到一年大半的国土已经沦丧。是毛泽东率先提出了变政府的抗战为全民的抗战的思想;通过民主改革,建立民主自治的政权,首先把人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利益而战,从而最广泛地调动起巨大的战争潜力,形成了全民族同仇敌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就是毛泽东的民族独立战争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伟大思想。在党内毛泽东针对“支持协助国民党抗战”的消极思想,提出了到敌后去,独立自主地开辟敌后战场。
  书中通过张爱萍本人的回忆,详细记述了在抗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的艰难岁月,从一开始的摸索、失败,到逐渐地成功壮大。记述了他所亲历的:在沦陷区发动和武装群众,在大后方与国民党高层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收编民众武装、整合抗日队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领导反扫荡战斗等生动的史实。从这些经历中不难看出,他和党内众多的老同志一样,选择毛泽东为他们的领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庐山上的困惑

父亲对毛泽东信任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风雨历程,而他的困惑和内心的悲哀则始于庐山。父亲开始是拥护“大跃进”的,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谁不高兴。但和党内许多同志一样,对“大跃进”后期出现的疯狂和浮夸是担忧的。可是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却把敢于直言反映问题的彭德怀打成反党。书中记述张爱萍的内心独白:“对‘大跃进’有意见就是反毛主席吗?我也对‘大跃进’有意见,我也反毛主席吗?没有这个道理嘛!”应该说,他在内心是很难理解的。
  但当时他还不可能像张闻天、黄克诚那样从理论上、党内的生活准则上对毛泽东公开地提出反对意见,他的认识还没有升华到这个层面,对发生这一切的前因后果也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意志,虽然彭老总是他最钦佩的人,但长期以来对毛泽东的信仰以及对党内其他几位最高层领导人的敬佩和感情,使他不可能从更高的理论层面去认识、去思考。他只感觉到心痛,他说:“老总啊!你怎么对毛主席说是小资产阶级呢?有气,对我们这些人发发也就算了。” 他不知道该怎样去排解心头的郁闷,时任作战部长的王尚荣请示他,说“飞机不好安排,都不愿意和彭老总一架飞机。我说,这种事不好勉强,都上前两架吧,彭和工作人员安排在后一架,我们就陪他一下吧。”
  这种苦闷和不解萦绕在他的心头。一年后在祖国的大西北,考察国防工业基地时,他登临巴颜喀拉山麓,在黄河、长江的源头,向东眺望,他在诗中写道:“源头同是莹洁水,清浊何以多变迁?”他在诗中想说些什么呢?当年一起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弟兄,今天何以如此泾渭分明!他似乎通过潜意识寓言到了什么。
  但作为一个人来说,即使是对毛泽东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做法产生了某些困惑和质疑,要动摇他对毛泽东思想的信念和对毛泽东本人的感情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在后来组织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中,在方巷大队的社教中,他都是一心一意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工作。“为人民服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践—认识—再实践”、“反对自由主义”等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成为他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的理论基础。


  在“文革”逆境中的反思

张胜说,父亲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以及个人崇拜,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应该说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大彻大悟”。
  父亲因为不肯对被打倒的领导人揭发、上纲,而被划入黑线。他说:“我就是看不惯有那么一批投机分子,人家在台上时就拼命巴结,出了问题就落井下石,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共产党内搞成了这种风气!”他遭到撤查和批斗,并被扣上了假党员、特务、通敌的罪名,在狱中度过了五年,折断了一条腿。正是因为身临绝境,使他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审视他追随的党和领袖,审视他所献身的事业。
  刚被打倒时,他想的还是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是什么地方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后来又想是嫉妒他或他曾得罪过的人要加害于他,在狱中他不断地向毛泽东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书中记载了他本人所述的思想变化过程:“我在监狱里,反复地去想,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但百思不得其解。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一下子全明白了。他们递给我一张九大的公报……”
  在九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名单上,有这样两组人马赫然醒目: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以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邱会作,每组6人,共12人。不算毛泽东的24人中,他们占据了政治局委员中一半的席位。剩下的人中,除了毛身边的人、亲信和“文革”中的新星外,再就是年事已高的元老。真正有治国治军才干的、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
  父亲说:“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这就是党的领导核心?这难道就是胜利、团结的象征?“这是个宗派集团,非常典型的党内宗派集团。林彪、江青的宗派集团。”他说:“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也不仅仅是有人想报复我、整死我;是党出问题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

毛泽东,这个名字,在老一代共产党人心中是神圣的。父亲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通过亲身实践,在无数次失败和成功中认识了毛泽东,他和许多党的高级干部一样,真心实意地爱戴和崇敬自己推举的领袖。毛泽东这个名字,已经融化在他和他的战友们的血液里了。但今天,当他身陷囹圄,他不得不去思考自己,思考身边发生的这一切,思考他的导师了。
  是“文革”的炼狱为他提供了一个反省人生的机会,非人的遭遇让他的思想经过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洗礼,在逆境之中痛定思痛,面对这一切非正常的情况,父亲才真正认识到把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毫无保留地交在一个人手上,是何等的可悲。


  自由的灵魂,独立的意志

父亲对毛泽东的拥戴是真诚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文革”中,在生死线上挣扎时,在大彻大悟时,会那么痛苦。
  反思自己的导师、反思自己的领袖、反思自己最崇敬的人、反思把自己引上革命道路的人,是痛苦的。“我该怎么办?”不错,为了党和国家,他尽了自己的力量,战争年代几负重伤,从死亡线上走过来;和平建设,搞现代化,为这个国家创造了核武器的神话。应该说,他忠于党的事业,活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但如果是党错了呢?领袖错了呢?书中记述了张爱萍的原话:“如果党坚持错误,背弃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当初要加入的党,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
  张胜告诉我说,是忠于信仰、坚持真理,还是忠于个人、或是一个组织?中国人历来讲忠义,不错,但“义”有大义和小义,大义是什么?为国家、为民族,小义是团体、帮派。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信仰和维护的只能是真理,而这一点,在我们党内恰恰是缺失的。很多老革命、党的高级干部,不否认他们的功勋和认知水平,但在真理和权威面前,在信仰和组织面前,当两者发生矛盾时,是不是有恪守信仰的意志和追求真理的勇气呢?如《国际歌》中所唱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让思想冲破牢笼。”现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水浒传》讲出了这个道理,很多人明明不想招安,但是为了哥儿们义气,大哥要招安,我们就替他卖命去。这是什么?这是农民,农民起义军。而中国共产党是以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不能像梁山好汉。
  我看到一些回忆录,以“毛主席说我是忠于他的”引以为自豪,我难以苟同。毛泽东是怎样评价我父亲的?说他:“张爱萍这个人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人家都说,军队中有几个人他们惹不起,我看你张爱萍,就是一个!”说真心话,我喜欢领袖们对他这样的评价,我不认为这是批评,中青社在出版时特意把这些领袖们评价的话写在书的封面上。要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怎么能不得罪人呢?包括你的上级,你的领袖。这不正是我们党所提倡的而现在所缺失的作风吗?正如我父亲说的:“说我是某某的人,这是我的耻辱。你正确的,我跟你,你不正确的,我怎么能跟你呢?就是跟你,也是跟你的方针路线,不是跟你个人。我谁的人也不是,我只是我自己。”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能在长期的折磨下,“不低头,不检讨,不揭发,保持做人的气节”。并最终喊出了“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的肺腑之言。
  后来他被平反,1975年当他重新走向工作岗位后,开始了对国防科技领域的整顿,清除那些在“文革”中形成的追随“四人帮”的盘踞在国防科技领域的帮派势力,他因而第二次被打倒。但这时的他,却没有了第一次被打倒时的痛苦,他的心很静很静。他知道,只要你坚持真理,不屈服于邪恶势力,这场风暴早晚是要光顾他的。也许这正是毛泽东当年给予他信念的力量在支撑着他:“今天你们是深山学道,明天要下山去普度众生。”
  书中还以大量篇幅记述了张爱萍和邓小平的关系,以及对改革开放前期社会问题的认识和反思。张胜强调,当前对党的历史研究很活跃,这是好事。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错误的;对毛泽东的形象进行诋毁和丑化,是恶毒的。但不允许反思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是不对的。“大树特树”、山呼万岁的年代早已过去了,社会发展需要的是对历史客观冷静的思考。张胜最后引用了书中张爱萍的两段话来结束谈话:“对党在历史上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这是正确的。刘少奇同志提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地位,是符合历史要求的,少奇同志在这方面也是有贡献的,这和那些在文革前后搞‘大树特树’的人是根本不同的。”“个人崇拜现象和个人专断作风集中体现在毛泽东身上。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论者,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责任编辑:李东舰 C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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