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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为何"四清"运动王光美选择到桃园试点?

2015-01-13 11:18:57    人民网

1964年王光美在河北抚宁县桃园蹲点时摇水车

1964年王光美在河北抚宁县桃园蹲点时摇水车

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化名董朴)随河北省委“四清”工作队到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四清”试点。1964年7月5日,她在河北省委地委书记座谈会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报告》(即桃园经验)。9月1日,经刘少奇审核、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在全国各地推广,轰动全国。当时王光美为什么要到桃园进行“四清”试点呢?

2006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黄峥执笔的《王光美访谈录》一书。其中王光美回忆:“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一些地方试点。有一天,少奇对我说,他提议我下基层工作一段时间。他没有多说理由,我想是为了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经过考虑和联系,我选择去河北省。时间方面设想下去一年左右。当时想得很简单:我是北方人,到北方农村可能适应快一些。”“再说,河北离北京相对比较近,家里有事也能尽快赶回来。”“我是11月下旬正式离开中南海下去的。”“我拿着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找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同志,请他帮助安排。刘子厚同志很欢迎我去,说:‘河北“四清”现在有两个点,一个在邯郸,一个在抚宁。抚宁的点是林铁同志在那里挂帅,你就去抚宁吧!'”“刘子厚同志把我去抚宁参加‘四清'的事告诉了林铁同志。林铁同志后来到北京时上我们家来了一次,向少奇同志汇报河北的抗洪救灾工作,同时谈了谈我下去的安排。”“11月下旬,我正式到工作队报到。我参加的是河北省委组织的省、地、县‘四清'工作队。这个工作队的任务,是负责一个公社的‘四清'运动,具体就是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在进村之前,工作队在秦皇岛集训,学习了一个星期。我也参加了。学习完我们就下乡。我被分配到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

在回忆中,王光美说是刘子厚定的她去抚宁,她是被分配到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她在这里说了事情的最后结果,至于为什么被“分配”到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没有说明。其实,王光美到桃园进行“四清”试点,是与1958年“大跃进”时刘少奇、王光美曾经到过这里,并留下很深的印象有关。

抚宁县四清工作队1965年3月合影

抚宁县四清工作队1965年3月合影

“大跃进”之初的桃园

桃园是抚宁县南部平原区一个小小的村落,原属榆关区卢王庄公社(今属牛头崖镇),与卢王庄相距不过一公里。南距避暑胜地北戴河十余公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历史上就是抚宁的主要粮仓之一。

桃园有一个农民,叫关景东。他上过几年学,腹中有些墨水,聪明机灵,记忆力强,天生富有讲演才能,为人能干,办事公正,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1949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担任榆关区团委委员,负责14个村团的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毛泽东、党中央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搞农业生产合作社、走集体化道路。抚宁县委书记阎柏文、榆关区委书记王殿福找关景东谈话,让他搞一个初级农业社。为什么县委领导要把这项工作交给关景东呢?据关景东回忆:“因为当时的村支部书记岳广玉自由脱党,去了东北,支部宣委兼民兵连长吴臣去了北戴河海滨经商,支部组委赵树春常年有病,不能参加工作。其他党员都没有文化。而我是县里、区里重点培养的入党对象,因此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回村后,关景东组织5名团员建起了初级社,命名为“关景东农业社”。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粮食产量居全县第一,受到县委的表扬,关景东出席了全省青年团先进代表大会,受到了团省委的嘉奖。经过实践对比,群众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农户确实比单干有优势,抗风险。秋收后,在当时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各农户都“纷纷要求入社”,一下子全村70多户农民全部入了社,关景东任社长。又经过一年的努力,获得了大丰收,亩产量达到423斤,居全县第一(全县平均200多斤);分红值全县最高,达到1.7元(全县平均0.8元),粮棉油大大超过了定购任务。1956年,党中央、毛泽东发出组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号召。按照县委的要求,他们以卢王庄、桃园两个村为主体组建了东方红高级社,当时只有25岁的关景东被选为副主任。1956年是成立高级社的第一年,粮食产量居全县第一,在唐山地区名列前茅。1957年,东方红高级社粮食平均亩产580斤,连续五年获全县第一。1958年关景东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劳模会,受到中央和省地县各级领导的关怀和重视。

1958年下半年,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的鼓动下,全国浮夸风盛行一时。刚开始时关景东他们计划每亩产量达到650斤,力争700斤。在当时条件下,已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了。抚宁县委第一书记强华找到关景东,要求他们“胆子要再大一点儿,劲儿再鼓一鼓,产量再提高一些。”他们被迫又提出亩产“保700斤、争800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县委决定在东方红高级社搞试验田,由强华亲自挂帅,县农林局局长刘林清和一名技术员长期驻守,指导全面工作,并拿出30亩地搞试验田,计划亩产“保1000斤”。在这一年里,在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东方红高级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早出晚归,辛勤耕耘,精心管理,加之风调雨顺,农作物长势十分喜人,形势一派大好。

1958年7月18日刘少奇参观高唐县姜店乡宏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棉花高额丰收试验田

1958年7月18日刘少奇参观高唐县姜店乡宏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棉花高额丰收试验田

刘少奇前往视察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工作会议。8月初,一些领导同志陆续抵达北戴河。8月4日,刘少奇也到了北戴河。

北戴河会议前夕,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连警卫都没带,骑着高头大马,信马由缰,由北戴河向西北方向奔来,沿途边走边看,进入东方红高级社地界后,看到庄稼长势喜人,和沿路其他地方一比,形成了明显差异。他到生产队队部、饲养处一看,管理得也是井井有条。回去后向邓小平汇报。

8月1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邓小平、国防部长彭德怀等,在河北省副省长高树勋、唐山地委第二书记周振华等人的陪同下,到抚宁县卢王庄乡东方红社和王各庄乡东升社参观考察。他们参观了双万斤多穗高粱、双万株玉米、800斤皮棉的棉花和第二队5000斤谷子等红色卫星田,并参观了养猪场和养兔场。在王各庄乡东升社观看了周振华搞的多穗高粱试验田和东升社的试验农场。“领导同志们的视察给了这些乡社的人民巨大的鼓舞,更增强了人们的革命干劲,他们决心要用更大的丰收来答谢领导同志们的亲切关怀。”“在朱德副主席等离开以后,卢王庄乡立即召集了全乡的支部书记会议,当即修改了生产指标:全乡粮食亩产量由原来定的保证3936斤、争取5100斤,提高到保证5000斤、争取6500斤。东方红社的粮食亩产由原来的保证5300斤、争取6000斤,提高到保证8000斤、争取10000斤。”8月16日《抚宁报》以《朱德副主席等来我县视察,勉励我县人民鼓足干劲争取更大丰收》为题进行了报道。

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及夫人王光美也来到东方红社视察。唐山地委第二书记周振华、抚宁县委第一书记强华、县长曹文忠陪同。大家告诉刘少奇,今年全县播种107600亩多穗高粱,平均亩产可达3000斤以上。在多穗高粱试验田里,东方红社副主任关景东和农业技术员关希顺向刘少奇介绍了多穗高粱的生长情况。刘少奇问:“1亩地多少株?”关景东答道:“8400株。”刘少奇问:“每株平均几个穗?”关景东说:“平均4个,不到5个穗。”接着问:“晒干了之后,一个穗能打多少粮食?”回答说2两半。刘少奇笑着说:“那总可以超过10000斤喽!”大家说:“10000斤是有把握的!”刘少奇说:“还可以想些办法争取15000斤嘛!”刘少奇又来到第二队队长赵玉先种的谷子试验田,他问了谷子种植情况后,赵玉先答道:“深翻1尺半,施肥20000斤,每亩地密植96000株。”刘少奇说:“山东的谷子深翻5尺,施肥11万斤,密植264000株,1亩地可产50000斤!”刘少奇问:“全社11000亩土地,平均亩产5000斤有没有保证?”东方红社主任赵占春答道:“有保证。”县长曹文忠给刘少奇介绍赵玉先要搞1亩越冬白薯:让白薯长到明年2月,要亩产50万斤,命名为“东风号”。明年还要用越冬薯秧栽种,要搞亩产160万斤的试验田。刘少奇很感兴趣,问:“越冬白薯?怎么个越法?”赵玉先说:“铺上2尺马粪,盖上暖室,搞成沼气池发电,用电灯照明,促它生长。”刘少奇连连称赞说:“好!搞上温室,不只种白薯,还要种韭菜、黄瓜、西红柿等蔬菜,让农村食堂冬天也能吃鲜菜,好不好?”大家都说好。

1958年7月17日刘少奇参观寿张县台前的丰产田

1958年7月17日刘少奇参观寿张县台前的丰产田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关景东,在回忆录里对刘少奇、王光美的到来,也作了回忆。他说:

大约是1958年8月中旬的一天,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也到了我们东方红社。这一天,风和日丽,周振华、强华、曹文忠以及卢王庄乡党委书记刘永会、东方红社妇女主任陈桂芝和我一起受到刘少奇的接见。接见时我向刘少奇汇报了全社的情况,王光美不时地作记录,并不时提出问题。由于刘少奇是湖南口音,有时问话、说话我们听不懂,王光美及时进行重复。当刘少奇问唐山情况时,周书记做了扼要汇报。之后王光美提出到试验田看看,我说:“试验田很远,坐车去吧!”王光美问:“有多远?”我回答:“有一里多地。”王光美说:“少奇同志可以走五里多路,我们还是走着去吧。”

路上,刘少奇询问了社员生活情况,对政府有什么要求。我说:“社员生活水平提高很多,每个劳动日工值1元8角。男劳力全年可干270个到310个劳动日,全年可收入490元到560元;收入最高的是饲养员,达到365个劳动日,年收入660元。”刘少奇又问:“干部都挣多少?”我回答:“主任280个劳动日,收入504元;其他干部259个到270个;妇女劳动日在150个到220个,年收入270元到400元。”刘少奇又问:“干部还参加生产劳动吗?”我说:“因为高级社有试验田,干部每天到那里轮流参加劳动,干活就记工分。”刘少奇听到这里,点点头说:“社大了,事情多了,但不能完全脱离生产劳动,否则时间长了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这对农村干部是十分重要的。”王光美又作了重复,告诉我们要时刻注意与群众的关系。我还向刘少奇提出社员们迫切希望丰富文化生活,想常看看电影。刘少奇问:“社员们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次电影?”我说:“几个月才能看到一次电影,希望领导能给解决一台电影机。”王光美当时就记了下来。

1958年,刘少奇考察江苏省徐州市敬安乡

1958年,刘少奇考察江苏省徐州市敬安乡

到了试验田,多穗高粱正在吐穗,长得十分茁壮,地头上有标牌,上面写道:“多穗高粱2.2亩,亩产双千斤。”刘少奇看了后,问:“过去亩产多少斤?”我回答:“在600斤左右。”刘少奇说:“由600斤一下提高到2000斤,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王光美怕我们听不清楚,每句都详细重复一遍。我说:“我们的措施是加大了种植密度,一般种法是一垅单株,而这块地是大垅双株,株数增加了三分之一。大田每亩施肥2000斤,试验田每亩施肥8000斤;大田追肥一次,每亩30斤,试验田追肥两次,每亩60斤,并保证旱时浇水。以每亩5000株计算,每株分蘖4个穗,每个穗1两,可产2000斤。我们再进一步加强后期管理,不让1棵苗早衰,增加颗粒重。从现在长势看,双千斤是有把握的。”刘少奇听了点点头,他说:“要多施粗肥,这就要号召社员多养猪,广积粗肥,农家的粗肥可以改良土壤。”又说:“一般田也要有井,做到适时灌溉。平原地都要改为水浇地,达到每人有1亩旱涝保收田。”

之后,刘少奇问到其他生产队搞没搞试验田,当听到第二队有3亩谷子试验田时,就要去看看。到了谷子地,谷子已吐完了穗,因为是畦播的,长的像刀一样齐,一片金黄,十分喜人。刘少奇和其他领导看了都非常高兴。

刘少奇说:“每个生产队的地都这样,增产的幅度就大了。”随后,二队队长赵玉先汇报了谷子从整地、播种到管理的做法,主要是水、肥、播种形式及合理密植。刘少奇听完对我们说:“农业增产,水、肥是主要的。你们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两项。多打井,多积肥。都要向二队学习,科学种田。”

这时刘少奇要吸烟,王光美从她的公文包里拿出一盒“恒大”牌香烟,分送给大家,每人一支。大家拿着烟,谁都舍不得吸,要留着作纪念。

要离开谷子地时,王光美拿出照相机,亲自摄影,给大家拍照留念,刘少奇站在中间,我和妇女主任陈桂芝左右相陪,还有赵树春、赵占春、关福顺、赵殿朋、赵玉先、祖少会,都站在刘少奇身边。

分别时,王光美十分亲切地对我们说:“麻烦了你们半天,谢谢你们,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关于电影机的事我们回去商量。”

9月2日,《抚宁报》对刘少奇、王光美到东方红社视察,以《刘少奇委员长来我县视察,给我县人民带来很大的鼓舞和力量》为题进行了报道。

文革期间批判“桃园经验”资料

文革期间批判“桃园经验”资料

刘少奇一家入社

在大批中央领导前来视察的“鼓舞”下,东方红社的“卫星”也越放越大。1958年9月27日《抚宁报》报道:“元帅升宝帐,星群冲破天--我县实现多穗高粱千斤元帅县”,说,全县107600亩多穗高粱,共收获5160万斤,平均亩产1002斤,最大卫星达亩产16000斤,一般3000斤至5000斤。其中东风人民公社51.2亩,收获187708斤,平均亩产3642斤。原东方红社2591亩,亩产1820斤,其中36.7亩平均亩产2974斤,有1.7亩高达9200斤。我曾就此问题采访过当事人关景东,他说,亩产1800多斤,怎么也达不到2000斤,只好把别的地块的高粱拿来算账。以今天来看,就当时的技术条件,1800斤也达不到。怎么达到的呢?这些产量不是打出来的,而是算出来的,1亩多少株,每株分几个蘖,每个穗能打多少,1亩能打多少,都是一笔一笔算出来的。

9月,王光美给关景东来信,告诉他:“少奇同志同意送你们一台电影放映机,电影机就做为我们全家入社的股金,今后我们一家就是你们社的社员。电影机将很快送到。”几天以后,电影机转到河北省委,由省委派人送来,省委和唐山地委负责同志亲自到社参加会议。9月22日,东风人民公社在卢王庄召开庆丰授奖大会,社员“热烈欢迎少奇同志入社”。9月25日《抚宁报》以《我县全体人民的光荣,少奇同志加入东风公社》为题进行了报道。

东风人民公社是在东方红高级社的基础上于9月成立的。关景东任副社长兼卢王庄管理区(即东方红社)书记。后来,关景东等人去北京,向刘少奇汇报了东风人民公社成立的情况,刘少奇听后很高兴,说:“社员的干劲越大,越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疾苦。”又说:“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大家都没有经验,要一步一步地摸索前进,不要一下子想得很高,迈出很远,一定要脚踏实地地为人民工作,一定要把公社的各项工作做好。”

正因为“大跃进”期间刘少奇、王光美与卢王庄、桃园有这样一段渊源,才有了后来“四清”运动时王光美到桃园进行“四清”试点。1967年7月唐山市工农红代会揪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撰写的《打倒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彻底揭发批判王光美在桃园假“四清”真复辟的滔天罪行(第一集)》的材料,对王光美为什么到桃园进行“四清”试点,有所分析。这个材料说:“为什么选中桃园?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有数不清的公社和大队。为什么王光美单单看中了桃园呢?经过调查才知道,刘少奇、王光美早已在这里开始培植他们的反革命势力了。他们早已看中了这个复辟资本主义的黑试验场。早在1958年,刘少奇来抚宁县‘东方红'高级社进行所谓‘视察'时,凭着他那反革命的敏锐嗅觉,一下子就发现了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爪牙‘东方红'高级社副主任关景东,从此,刘少奇的魔爪就伸向了桃园。关景东是原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连长,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几年来,他串通该大队副支书兼大队长关福顺,狼狈为奸,大肆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极力篡夺生产大队的党政领导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段文字虽然言辞激烈,火药味浓厚,帽子很大,但也说明了刘少奇、王光美与桃园的历史渊源,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四清”运动时王光美为什么到桃园进行“四清”试点。

(责任编辑:李东舰 CN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