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特征，是中国经济向更高发展水平跃升的必经阶段。自2014年习近平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这一判断已成为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动发展的理论依据。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并没有好坏之分，我们要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请随“学习中国”小编一起学习。
图为：2016年1月18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一、速度变化符合客观规律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这是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符合国际经验所支持的经济发展规律。
从长期看，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波动呈现出一定规律性，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助推经济较快增长的“低垂的果子”会逐渐减少，经济发展在更高阶段上只能以相对较低的速度增长。从世界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增速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规律。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收入分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12736美元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4126美元至12735美元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046美元至4125美元的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1045美元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2014年低收入国家GDP平均增长率达到6.3%，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为5.7%，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为4.6%，而高收入国家仅为1.7%。十八大以来，我国人均收入大幅增加，2012年为5870美元，2013年达到6710美元，2014年达到7400美元，2015年增加到约7880美元。2010年我国实现了由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到中等偏上水平的重大跨越，2012年人均收入相当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84.5%，2014年已经提高到了93.7%。上述数据说明，中国已进入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通道；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9%，明显高出与我国同等发展阶段国家4.6%的平均增速，即使与低收入国家平均6.3%的增速相比依然较高。
中高速有利于推动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如果经济增速太高，就难以遏制各方面大干快上的冲动，经济体系和生态系统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如果增速太低，则会影响就业，妨碍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习近平指出：“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我们在发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如同一个人，10岁至18岁期间个子猛长，18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下来了。”因此，要摆脱“速度依赖症”的困扰，避免加大刺激手段、强行推高经济，防止矛盾进一步积累与拖延、甚至引发一些难以控制的风险。
要用积极心态看待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在发达国家中，英美复苏相对强劲，但经济增长基础并不牢固；欧元区和日本的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表现均不如人意。在新兴经济体中，巴西和俄罗斯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经济严重下滑，呈现滞胀特征；印度因人口红利，增长率逐渐高起。可见，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长周期影响下，世界经济整体表现出一种“新平庸”，但不同国家面临的制约因素各异，呈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景象。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与前几年相比虽有所下降；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不同于世界经济的“新平庸”，不仅呈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的特征，而且经济新常态下的中高速是与我们已经的高速而言的，在世界上仍属于高速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5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1%，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5%，欧元区为1.5%，日本为0.6%。显而易见，中国6.9%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领跑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3-2015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约为26%。习近平指出：“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为各国发展创造机遇。”
二、方式转型契合客观变化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这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发展环境、发展目标、发展理念等的客观要求。
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步入中等收入行列国家。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进入重大转型期，宏观上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体制转轨、自然资源、投资、人口、外资外贸等要素条件已经改变，有的甚至正在发生逆向变化，从而决定了原有单纯靠规模扩张、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模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习近平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看质量，要着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着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实现经济增长。”
转变发展方式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必然选择。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把着力点放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有较高效率支撑的增长，才是符合我们愿望的新常态。如果增速下降而效率没有改善，不仅过去经济高速扩张掩盖的诸多矛盾会暴露出来，而且会陷入减速过快、加剧矛盾的困境。主动适应新常态，就要紧紧围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两个基点，调整宏观调控思路，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确立定向调控靶点，在精准、及时、适度上下功夫；调整地方发展思路，改变过去以GDP论英雄的偏好与思维定式，将更多资源和精力用于加强市场监管、创新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生态环境上；调整企业转型升级战略，把研发创新、工匠精神作为生存发展的关键，真正把价值创造作为企业立足的根本。习近平指出：“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主要体现为依靠科技进步，用较少的要素投入、较少的资源、较小的环境代价产出较多的高价值产品，获取较大的经济效益；体现为科技含量的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增加、产业层次的提升；体现为百姓能够更好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生活水平持续提高、有更多的获得感；体现为以比较充分的就业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促进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是科学发展之路，也是发展信心之源。2013年10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指出：“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在《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应对世界经济挑战》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将更加注重效益质量。我们将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互促互进。可以肯定，所有这些都将创造出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空间。”
三、结构优化适合客观要求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这是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和中长期问题，让中国经济走得更好更稳更远的必然要求。
中国过去依靠政策刺激、高投入、高能耗等方式取得了高速增长。但这是不可持续的，也超出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并导致产能过剩和库存大量增加。习近平对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他在五中全会上指出：“产能过剩化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实现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在经济结构、技术条件没有明显改善的条件下，资源安全供给、环境质量、温室气体减排等约束强化，将压缩经济增长空间。”习近平强调：“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节点，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产业要加快发展，过去生产什么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的情况不存在了。”把经济发展抓好，关键还是转方式、调结构，调整存量，做优增量，推动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2013年3月8日，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说：“要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抓住化解产能过剩矛盾这一工作重点，使我国经济发展提高质量、增加效益、增强后劲。”
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是正确应对国内、国际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指出：“从国际上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增长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较快，传统产业和增长动力不断衰减，新兴产业体量和增长动能尚未积聚。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习近平强调：“从国内看，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需求管理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因此，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必须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习近平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瞄准导致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体制性障碍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双管齐下：一是对已经形成的过剩产能、高杠杆率和僵尸企业进行存量调整；二是加快形成新的体制机制，杜绝和防范在增量上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研究表明，让无效率企业退出、让更有创新性的企业进入和成长，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可达到1/3—1/2。习近平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图为：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的重要演讲。
四、动力转换吻合客观趋势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是客观趋势，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和退出，先进生产力不断生长和扩张，需要寻求新的增长动力。习近平指出：“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对我国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来讲，如果动力问题解决不好，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两个翻番’是难以做到的。”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上来。
从全球范围看，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国际竞争新优势也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谁在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能拥有引领发展的主动权。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其主要特点是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加快，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出台新的创新战略，加大投入，加强人才、专利、标准等战略性创新资源的争夺。”
从国内看，创新驱动也是客观趋势。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科技实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大台阶。同时，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我国现代化涉及十几亿人，走全靠要素驱动的老路难以为继，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因此我们必须及早转入创新发展轨道，把科技创新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习近平指出：“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通过创新引领和驱动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迫切要求。”
新常态是客观的、必然的，新常态不是经济滑坡，而是迈上新台阶。习近平指出：“这些变化，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