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尤为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这里的“新思想”是比“新理念”、“新战略”更具有涵概性、包容性、通透性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包括“新理念”和“新战略”，“新理念”和“新战略”都是“新思想”的不同体现。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来表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进一步深化和提升。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有其存在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和政治逻辑，是中国共产党人贡献给世界的思想智慧。
历史基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文化传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这实际上意味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有其存在的历史文化基础或历史逻辑。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传承、弘扬、升华的关系。也就是说，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和升华者。作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谐”、“爱国”、“友善”等价值的传承、弘扬和升华。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思想。
不仅如此，在谈论作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另一个组成部分的内容，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他也阐释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他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就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和阐发。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是基因和滋养的关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深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还善于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来破解当今我国面临的难题。当今世界不稳定、冲突的因素在增多。习近平总书记力求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和合”、“和而不同”、“世界大同”、“协和万邦”等优秀思想资源，提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合作共赢的思想，以求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这一难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以民族特色。一是内容上的民族特色。如关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蕴含着民族特色。二是语言上的民族特色。如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所讲的“打铁还需自身硬”、“靴子合脚不合脚，自己穿上才知道”、“要踏石有印、抓铁有痕”、“要具有钉钉子精神”、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就要要刮骨疗毒论”等，其话语显然具有民族风格和特色。
时代基础、现实基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世情党情国情、党史国史的关系
首先看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世情党情国情的关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在对世情党情国情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升出来的，是从世情党情国情出发而提升出来的，世情党情国情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依据。
第一，“世情”与“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当今的世情：当今世界格局和秩序正在调整，进而引发各种矛盾和冲突，然而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却是“全球治理相对滞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其他重要因素，引发了世界的“权力转移”或“力量转移”。这种权力或力量转移改变着世界格局和秩序（比如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等），也引起各国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重组或调整。在这种重组或调整中，各种利益、文化会发生某种冲突，从而会导致世界不稳定。面对这样的世情，习近平总书记有效应对、确定目标、精准发力，提出了他的外交战略思想。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战略的思想精髓、核心要义：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亲诚惠容；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既强调“韬光养晦”，又“奋发作为”，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建立以全球治理与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新型国际关系、外交新格局和命运共同体：
（1）围绕“和平发展”理念，积极建构好中美、中俄“大国关系”这两个重“点”；
（2）围绕“合作共赢”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发出“一带一路”战略合作倡议，搭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线”；
（3）围绕“文明互鉴”理念，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互联互通，打通欧亚大陆桥这两个“面”；
（4）围绕“亲诚惠容”理念，建设好周边外交这个“局”。如今周边外交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最为重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始于周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始于周边，打通欧亚大陆桥始于周边。最终目标，是破解周边外交困局，实现多极制约和拥有一定的国际话语权，从中显示“中国力量。”
第二，“党情”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我们的党情：我们党打得“铁”很硬，然而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是“我们自身还不是很硬。”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打的“铁”比较坚硬。从总体上讲，主要有三块坚硬的“铁”：一是在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各种矛盾、问题和难题，其中最根本最核心的，是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二是我国相对发展起来以后进入“表达诉求、矛盾多发、攻坚克难”这一新的历史时期，遭遇更多新的难题；三是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既成强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对我国的围堵打压日趋激烈。这意味着新一届中央是在踏着“尖刀”前进，是在攀登一座没有探测过的险峻“高山”。就是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困难、挑战、风险是非常严峻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是打“铁”的主体。既然我们共产党人所打得“铁”相当坚硬，那么，作为打“铁”的主体即中国共产党人自身必须硬。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在积极干事业的。然而，正如胡锦涛同志当年所说的，我们一些共产党人自身还不是很硬，存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这“四种危险”是如何发生的?1978年之初，我们强调“放开”，之后又进一步强调“放活”（这时，一定程度上开始出现了淡化“原则”的现象），接下来出现了“放松”（如放松世界观、人生观改造），再进一步升级，就出现了“放任”（如有权就任性，有钱就任性，有嘴就任性），由此进一步升级演变，就出现了“放纵”，最后走向了“放荡”或“放肆”(如“周永康现象”)，做人做事用权毫无底线，践踏一切党纪法规，进而出现了“四种危险。”
由此，当务之急且最为关键的，就是针对这些问题和短板，围绕破解“四种危险”提出目标、精准发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我们党自身真正硬起来。治国先治权，治权先治吏，治吏先治权，治权必从严。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敢于直面我们党面临的“四种危险”，且首先把破解“四种危险”并使自身硬作为治国理政思路的突破口。第一，针对“精神懈怠”（缺乏理想信念，缺乏自信，确定共识，缺乏凝聚力，缺乏斗志），强调“硬在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是我们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凝聚共识；要凝聚改革合力，汇聚社会正能量；要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第二，针对“能力不足”，强调“硬在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减少应酬之风，强化学习之风，建立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组织；要克服本领恐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三，针对“脱离群众”，强调“硬在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还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到“三严三实。”这里，作风建设一定落实到用人作风建设上。用人作风决定工作作风，进而决定生活作风以及整个社会风气！第四，针对“消极腐败”，强调“硬在纯洁。”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注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强调在反腐倡廉上要敢下重手，把权力关在制度笼子里。总之，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抓好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使我们党从精神、能力、作风、纯洁等方面真正硬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在解决上述问题时，要把对领导干部的高标准要求与尊重领导干部合法合理的正当利益结合起来。
第三，“国情”与“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思想”。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我们的国情：我国正处在结构调整、力量转移、利益博弈、思想分化、转型升级和小康决胜阶段，然而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是“现代国家治理跟不上。”基于这种国情，习近平总书记针对问题和短板，提出目标且精准发力，既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又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也围绕结构调整、力量转移提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还针对利益博弈和思想分化，提出作为最大公约数且能凝聚共识的中国梦。
由上可以看出，世情党情国情，使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具有问题意识、目标导向、克服短板、精准发力的思想品格。
其次来看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党史国史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注重并强调要分析研究党史国史。分析研究党史国史，根本目的是全面深入总结其经验教训，进而深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等“三大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在全面深化总结党史国史经验教训、深化对“三大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提升出来的。从对党史国史的分析研究中，可以提升出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既要善于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又要把握好“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之间的关系。” 把握社会基本矛盾，主要是把握社会基本矛盾状况，这就涉及到了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如果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基本适合的，那么，它就既可以激发社会发展活力，也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反之，既会影响社会发展活力，也会影响社会和谐，这时就需要进行调整，调整与治理能力直接相关。就是说，判断社会基本矛盾状况的根本标准，主要是看社会发展的“活力”、“和谐”和“治理”状况。正因如此，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特别注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求通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解决好社会发展的活力与和谐问题。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状况，这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需要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主要矛盾中来揭示。正因如此，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特别强调发展依然是硬道理，是“第一要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强调要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我国前进中的问题。把握“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之间的关系”，主要就是要围绕“伟大事业”来推进“伟大工程”，通过推进“伟大工程”来实现“伟大事业”，以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特别强调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以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
理论基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源和流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流”。
这种源和流的关系可以这样来表述，那就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对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合基础上的一种新的提升和飞跃。主要体现在：（1）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的整合、提升。毛泽东的治党思想，“从严”是其本质特征；邓小平强调要注重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的是注重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既强调“从严”，也强调“全面”，又注重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还注重从破解我们党面临的“四种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入手全面从严治党。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整合和提升。
（2）习近平关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思想，是对邓小平“三步走”战略思想的整合、提升。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进入小康阶段;第三步，用50年左右时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上世纪90年代，党的十五大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提出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三步走”设想。即：第一个10年，全面建设小康;第二个10年，达到富裕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邓小平“三步走”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既思考其任期内的战略问题，也思考未来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其任期内首要的战略问题，就是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其未来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首要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二者的有机统一，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既包括“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又超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的一种更高追求。这里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对邓小平“三步走”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整合和升华。
（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整合、提升。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6•25"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十八大首次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十二个词的核心价值观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抽象、提升出来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核心理念。
（4）习近平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建设小康社会”、“深化改革”、 “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思想的整合、提升。十八大以前，我们党较为注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遵循我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实践上集中做“四件大事”：在任期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从严治党。把这四件大事加以整合，便形成一个严密的有机整体，这就是“四个全面”。对这一有机整体再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提升，便可发现它们之间构成一个逻辑系统，具有内在联系，即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三个战略举措（手段）。正是基于这种思考，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工作时正式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反映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具有历史基础和实践基础，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历史逻辑，且体现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合和提升。
（5）习近平关于“五大发展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整合、提升。科学发展观蕴含着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以及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和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等思想。对这些思想加以整合、概括和提升，可分别提升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把这五大发展理念整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就可以看出，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大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存在的五大短板。
政治基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十八大精神的关系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产生之后，世人关注的第一号问题，就是其治国理政以什么来开局？开局的首要问题，就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主义”的问题。道路决定命运！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就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且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来开局！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明确强调：贯穿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聚焦到、落实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这是一次具有宣告意义的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局”问题上旗帜鲜明地强调新一届中央治国理政的根本主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实际上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事关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命运的重要政治信号：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毫不动摇地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十八大精神的关系是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具体说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主要体现在为避免出现颠覆性的错误，强调“不忘初心”，回归社会主义的本质。针对有些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误解为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旗帜鲜明地强调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经济领域，强调要坚持公有制地位不能动摇，必须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政治领域，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动摇；在文化领域，强调要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领域，强调要注重保障民生，使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主要体现在:
其一，首次对“中国特色”加以阐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主要包括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根据我们的理解，这里所讲的实践特色，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理论特色，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民族特色，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时代特色，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我国改革创新精神，并注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其二，强调要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里讲的伟大斗争，既指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胜利的艰巨性、曲折性、长期性，又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具有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开拓拼搏的精神状态。
其三，提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目标维度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问题。
其四，对坚定“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予以强调并给以阐释，认为坚定“三个自信”的实质就是坚守我们的心理防线、精神防线和思想防线。
其五，首次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总体方略进行了顶层设计，也从手段维度回答了怎样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问题。
其六，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引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
由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的时代逻辑、现实逻辑和历史规律，具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因而是水到渠成、应运而生，是建构当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部主任 韩庆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