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海公园南侧的文津街，因藏有《四库全书》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闻名。这里还曾是中国最高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的院址。

1950年至1966年，中国科学院院部机关设在文津街三号院。院子不大，只有一片椭圆形草坪和一幢棕色西式楼房，郭沫若、李四光、竺可桢、钱三强等人都曾在此办公。三号院对面就是中南海，自新中国成立，科技事业就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一直占54%以上，到了19世纪骤降为0.4%。“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很多贡献，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在中国发生？”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他编纂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李约瑟之问”。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科技从业人员不超过5万人，专职研发人员只有500多人，工业技术整体水平很低，现代科研几乎一片空白。

当中华民族跨越百年沧桑重新走上复兴之路，如何聚力科技创新发展实现赶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被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华罗庚、赵忠尧、钱学森等一批旅外知名科学家相继辗转回国，带头挑起重担。

“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1956年1月，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2月1日，毛泽东设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森按照请柬来到宴会厅37桌，却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这时，工作人员领着他来到第一桌，在紧挨毛泽东座位的右面——第一贵宾的位置，写着钱学森的名字。“学森，请到这里坐。”原来毛泽东在看宴会来宾名单时，单独把他的名字从37桌勾到了第一桌。

这一年，中国成立了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制定出“十二年科技规划”，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拟定57项重大任务。规划的主要任务，除基础理论一项外，都于1962年提前五年完成，为中国的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航空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

1963年制定了“十年科技规划”，安排重点科研项目374项，规划了农业、工业等各方面的最新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仅三年时间，就取得“两弹一星”、电子计算机、射电望远镜等一批重要成果。

两次科技长远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使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两大步。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5586名科学工作者汇聚北京。“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邓小平的讲话极大鼓舞了科技工作者。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重启已中断12年的研究生教育，刚刚大学毕业的白春礼考取了改革开放后中科院首届研究生。博士毕业后，白春礼前往美国参与扫描隧道显微镜研究工作，1987年他谢绝外国公司聘请回国。

回国后，因科研经费有限，白春礼经常骑着三轮车，从废品里寻找螺丝钉、破电线和废弃的实验桌。当时的中科院化学所经费紧张，仍筹措出12万元人民币给他的课题组。在白春礼主持下，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控制的扫描隧道显微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实力伴随经济发展日益壮大，一系列重大科学工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科技进步与创新上取得重大进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确立立足全局、面向全球、聚焦关键、带动整体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三步走”战略，计划于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起源于上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用概率描述微观物理现象。在20世纪，“量子革命”孕育出激光、半导体、核能等技术，发展出光通信、电子计算机、手机、互联网等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应用。以“量子调控”为特征的“第二次量子革命”，中国正在领跑。

“你好！”2017年9月29日下午，已是中国科学院院长的白春礼从中国发出一声问候，通过量子保密“京沪干线”，又经过“墨子号”卫星，跨越半个地球来到奥地利。

通话的另一方，国际量子物理学泰斗、奥地利科学院院长安东·塞林格评价，中国在量子保密通信领域的成就“定会让爱因斯坦感到惊讶”。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洲际量子保密通信。量子具有不可分割、测不准、不可克隆等特性，量子保密通信在原理上绝对安全、不可破解。

发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研发世界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实现千公里量子纠缠分发、星地量子密钥分发和地星量子隐形传态，研制出包含24个比特的高性能超导量子处理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带领的团队，在量子科研领域连续获得世界级突破，他本人也入选了英国《自然》杂志评选的“2017年全球十大科学人物”。

如今，全长2000余公里的量子通信骨干网络“京沪干线”，连接北京、上海，贯穿济南、合肥，可满足上万名用户的密钥分发业务需求。通过这条线路，交通银行、工商银行、阿里巴巴集团已实现了京沪异地数据的量子加密传输等应用。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科技强国。

从“第一生产力”到“第一动力”，几代科技工作者把爱国情、报国志融入新中国科技创新的伟大事业中。2018年底，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419万人，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一。今年7月24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连续四年保持上升势头，排在第14位，较去年上升3个位次。

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科技发展站上全新的历史起点，科技创新发生了整体性、格局性、历史性变革。科技发展水平从以跟踪为主向跟踪和并跑、领跑转变，创新能力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转变，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这是近代以来从未曾有过的重大改变。

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清晰地回答了“李约瑟之问”。打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之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民族复兴，动力强劲。（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姜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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