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当前应采取的军事方针。他的发言得到了包括朱德等在内的绝大部分人的支持。会议将毛泽东选为政治局常委。

“虽然是影像展示，但他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历史的真实记录。”纪念馆的讲解员说。

“在遵义会议中，中共高层领导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攸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的讨论以及最终解决，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说。

纪念馆的一面红墙上，书写着“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的大字，这被认为体现了遵义会议的精神。中共党史把遵义会议定义为“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游客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7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的一首《遵义会议》诗作，道出了转折后的欢欣鼓舞。遵义会议在每一位参加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在讲话和著述中多次谈到遵义会议。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走进遵义会议会址》一书记载，由于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秘密举行的，不可能大事声张，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为寻找和认定会址，用了4年时间。直至1957年7月1日，会址才正式对外开放。

近年来，遵义会议纪念馆面积扩大了数倍，瞻仰者不断增加，每年达400万人次。

游客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7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20岁的陈旭是遵义医科大学制药工程专业大一学生，他已经是第二次来纪念馆了，“参观能够开阔眼界，比在书本上了解的历史更全面。”

纪念馆承担起了更多研究职能。“我们与遵义市的其他研究者一起探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长征’这个称谓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我们经过考证，确定是在红军二渡赤水后的1935年2月23日。我们还与国际上的长征研究者保持联系，互相借鉴。”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灵说。

如今，以遵义会议会址为中心，分布着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遵义红军警备司令部旧址等纪念场馆和革命旧址，连接着“红军街”。在不远处的红军山上，当地群众和外地访客多年用花圈和香火祭奠着为给群众治病而不幸遭敌杀害的一名红军卫生员，并称其为“红军菩萨”，表达对红军当年保护群众生命、关心群众疾苦的感激之情。

游客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7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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