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党的组织纪律以及现代政府公共伦理要求，无论是官员的工作关系，如领导秘书关系、上下级关系、官商关系等，还是私人关系，如家庭成员关系、异性关系等，都是有严格界限的，不能公私不分，更不能以私废公。至于官黑关系，则是绝对不能发展和建立的。首先，周永康的人际关系突破了各种应有的边界和底线。其次，他的人际关系只剩下一类主题，即腐败谋私、利益冲突、相互利用、沆瀣一气。总之，只有一个私字。在这种人际关系主导下，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成为了被腐蚀、践踏的对象。事实上，周永康并非孤立的个案。近些年来，查处的许多官员的人际关系都有类似的问题，只是周永康的人际关系网规模更大、腐蚀力更强而已。这种不健康的、异化的人际关系在党内、政府内蔓延，严重地损害了我国的政治生态，甚至导致政治生态在局部上的恶化。这种不健康政治生态一旦形成和出现，就会严重扭曲现存的道德和制度，产生巨大的腐蚀力。周永康案就很典型，仅其一人，在约20年时间里，就能导致10余省地，国土、石油、公安、政法等多个系统的众多干部腐败犯罪，建立起一个十分惊人的腐败“王国”。这样的腐败分子不需要很多，仅几个、十几个，就足以腐蚀全党全国，搞垮政权。
周永康个案及类似个案为什么会形成？主要的原因有哪些？只有搞清楚这些深层及具体原因，才有可能找到构建健康政治生态的良方。总结周案的深刻教训，至少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是，不能做到以“零容忍”的态度和行动惩治腐败。周永康的升迁轨迹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自1989年起，他就走上了“一把手”领导岗位，行政级别也已经是在地厅级及以上（兼任胜利油田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和东营市委书记）。正是由于我们的反腐败存在不少例外，不能做到“零容忍”，才客观上“养痈遗患”，使1989年的“小老虎”一步步长大为“老虎”甚至“大老虎”。他的腐败“王国”也主要是这个时期建立并壮大的。
二是，特殊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使然。从总体上看，我国实行的仍然是“伯乐相马”这样一套特殊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其实质是“以人选人、少数人选人”。这样一套体制事实上就造成了一个人身依附体系。社会上早就有一个顺口溜，即一个人能不能得到提拔，关键要“三行”：一是，你得行；二是，有人说你行；三是，说你行的人行。顺口溜说要“三行”，其实最后“一行”最关键。因此，能否找到“行”的人，确立人身依附关系，就成了决定一个人升迁的决定性因素。换句话说，古代社会流行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况，事实上在今天仍然存在。为什么历任秘书、那么多下属都对周死心塌地、死忠？并不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先天地缺乏党性原则，而是党性原则很难与这套体制相对抗。
三是，“纸老虎”、“稻草人”式的制度太多。应当说，执政党和国家的很多制度并非不健全，更不能说空白，关键是得不到执行。处理官商关系、领导干部家人从业、给领导人配备秘书等方面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也不能说是空白，但就是得不到执行，缺乏制度应有的严肃性和约束力。周永康自国土部调任四川任省委书记时，就可以私自决定带秘书前去，还是两个。这种制度形同虚设的情况就肯定会给有野心的个人建立其私人“王国”提供大大的便利。这些问题和教训真的值得深入反思并切实加以解决。
原因分析深刻、透彻了，如何建构健康和谐政治生态的对策也就有了。第一，切实做到以“零容忍”态度和行动惩治腐败。而这就必须要依靠深入的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使反腐败机构获得充分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使反腐败机构能确保高度的廉洁性和专业性。这样，就能肯定地把“老虎”消灭在“苍蝇”阶段，而不是纵“蝇”为“虎”。第二，彻底改革选人用人体制，变“伯乐相马”为“规则赛马”。一个人的提拔升迁不再由某个“行”的人说了算，而是基于制度规则，通过公开、公平的竞争说了算。这样，“领导干部个人要忠于党、忠于组织、忠于人民”的原则就可兑现，人身依附关系自然就不可能生存。第三，检讨所有的“纸老虎”、“稻草人”式的制度，切实解决执行力方面存在的问题。究竟哪些制度是“纸老虎”、“稻草人”呢？其实很容易识别。凡是问题丛生的领域，就可以断言，相关的制度就都是。如何解决呢？制度执行方面的设计是重点，有没有执行主体，责任明确与否，有没有严格的责任追究？一旦这些解决了，责任倒逼机制可以使一个存在设计缺陷的制度得到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