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周炳耀家后面的庄里溪。9月15日，周炳耀清理涵洞淤塞物时，从桥上落水。A16-A17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唐爱琳
庄里村两委开会时的照片，图中穿迷彩服者是周炳耀。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工作照之一。
周炳耀年轻时到故宫游览。
抗击“莫兰蒂”台风时落水殉职；生前曾个人贷款为村里修路；在福建任村支书7年，村人均收入翻两番
刘长务从没有见过这么隆重的葬礼。
9月19日，古田县殡仪馆，花圈排满了三面墙，前来悼念的村民排到了殡仪馆外。
“其他同日出殡的死者家属问，这是多大的官，怎么来那么多人？”
当天是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卓洋乡庄里村村支书周炳耀的葬礼。9月15日中秋节，在抗击第14号强台风“莫兰蒂”的过程中，为避免村民受到洪水威胁，周炳耀在清理涵洞淤塞物时不幸落水，终年45岁。
殡仪馆里摆放着他有些青肿的遗体，墙上挂着一幅他生前的证件照：面容消瘦，习惯性地露着牙齿浅笑。
根据当地习俗，大家往往忌讳参加未满50岁者的丧礼，认为这会让自己倒霉。而这场追悼会的消息在村里很快传播开来，村民早早醒来以免挤不上车。刘长务统计过，9月19日这天，前去悼念的村民坐满了3辆公交车和13辆私家车。
不少人特地从外地赶回来。悼词念及“为了村民因公牺牲”时，村主任刘长务清晰地听到了殡仪馆外村民的哭声。
“全能老爸”
9月14日清晨5点，周炳耀就起床了。
因为前一天接到电话通知，要去乡里开防范台风的视频会议，这天他没有外出打工。第14号强台风“莫兰蒂”即将登陆福建，是1949年以来登陆闽南的最强台风。
这几乎算是周炳耀难得的不用外出的时间。他打开便携小音箱，一边听歌一边打扫房间、照顾小孙女。
周炳耀喜欢听80年代的老歌，老房子的墙壁上贴着林志颖、小虎队的海报，一台老式收录机里还放着一盘写有《渴望》、《好人一生平安》、《奉献》等歌曲的磁带，收录机旁是他用鞋盒子自制的音响。
在那个年代，许多村民都能听到从周家窗口传出的音乐声。
在村民和妻子刘冬菊眼中，周炳耀很时髦：除了喜欢听歌，他爱穿衬衣毛衣两件套，去开会时总是穿西装。
即使到现在，他也是村子里少数会用淘宝的人。工作后，儿子周铭灿给他买了一台电脑，周炳耀学会了淘宝，在上面买了便携小音箱、手写板、行车记录仪，以及给小孙女的爬行垫。
26年前，周炳耀和刘冬菊经人介绍相识，两个人婚后住在土墙木质结构的老房子里，有了两个孩子。因为两个孩子都“命里缺火”，儿子取名“铭灿”，女儿取名“巧烂”。
在子女眼里，周炳耀是个“全能老爸”。
因为妻子身体不好，他几乎承担了家里所有家务和农活，女儿手机里至今还存有父亲在厨房洗碗的视频。
周炳耀是全村最早做香菇种植的人之一。村里流传着他种菇从来没亏本过，单位产量是他人两倍的说法。
香菇种植是一件劳力费心的事情，一个菇棚里有12排架子，摆满菇筒，农历四五月时种进去菌种，经过4个多月培植，九月是即将要长出香菇的季节。周炳耀常常在菇棚里一待就是一夜，带着小音箱一边听歌，一边在菇筒的薄膜上划出一个个小口子，好让香菇长出来。
周炳耀从未让家人操心过这些事情，去世后，儿子至今也不知道家里共有几个菇棚。
除了农活，周炳耀常在村子附近打工，最常做的活就是做屋顶的彩钢瓦，一出去就是一天。
他“手很巧”，村里人有任何水电、木工、砖瓦方面的问题，周炳耀几乎都可以帮忙解决。
闽ANK008
9月14日上午10点半，周炳耀开车载着村主任刘长务去乡里开有关防台的视频会议。
刘长务对这辆车非常熟悉，这是一辆二手黑色比亚迪汽车，周炳耀在2011年花了约二万八千元购置，是村里最早出现的小轿车，也是他们外出开会的唯一交通工具，甚至是全村人的“公车”。
去附近乡镇的路上遇到熟悉的村民，周炳耀会打开车窗问“我们去古田，有没有人去”；每次去乡里，他总会接送同村上学的孩子。
村民们习惯称这辆车牌为闽ANK008的小轿车为“公交车”，很多人都记得车牌号。
2014年，村民张巧明5个月大的女儿因肺炎发烧，在女儿生病的两个月里，需要用车去医院时，张巧明都是给周炳耀打电话。周最远曾将张巧明的女儿送到了福州市的医院。
张巧明女儿发烧到42度那次，周炳耀接到电话已是凌晨三点。匆忙中，张巧明忘记带钱，周炳耀先垫付了几千块药费，等办完手续，天已亮了。
张巧明原本打算至少给些油钱，但周炳耀坚决不要，她只好送去两斤鸡蛋。
9月14日，由于设备调试的问题，这场关于应对今年第14号强台风“莫兰蒂”的会议一直开到了下午1点多。
视频会议上，县领导强调这次台风比以往雨量更大，要注意危房和低洼地带，以及破旧房子的安全问题。乡里也给周炳耀和刘长务布置了应对台风的工作：巡查菇棚，转移群众，加强值班。
回程的路上，周炳耀与刘长务商量，由于这次台风“风不大雨量大”，回到村子先巡查一下村里的三处高危地段：危房、土房子以及滑坡路段，并在危险地带附近放置写有“危险”的警示牌。
同行的乡人大主席李扬盛记得，一贯笑呵呵的周炳耀，那天表情严肃，对危房、土房子和滑坡路段附近的居民一遍遍告知：“台风明天就要来了，要多注意观察，风大的话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晚饭前，周炳耀和村干部再次分头挨家挨户通知台风今夜要来的消息。
张巧明遇到了周炳耀，前者想打个招呼，周炳耀没有寒暄，“自己注意，不要住土房子，不要去菇棚。”
村支书“耀仔”
考察过高危地段后，晚上6点左右，周炳耀回到家，家人晚饭已吃了大半。
妻子刘冬菊记得，一向不对家人谈村务的周炳耀说：“这次台风很大。”
刘冬菊问，“有多大？”周炳耀又重复了一遍：“很大”。
刘冬菊心里有些担心，想到丈夫当晚还要值班，她重新煮了粥，炒了四个菜。
周炳耀很少能像那天晚上在家吃一顿完整的饭，他通常都是在吃到一半时，被来求助的乡亲叫走。
村民习惯喊周炳耀“耀仔”，进来第一句话常是：“耀仔，有空吗？”即便在忙，周炳耀也会先回答“有空”。
周家早已习惯，没有人会介意他离席而去，家人默契地将他的碗筷和剩饭留在桌上等他回来。儿子周铭灿觉得长此以往对胃和身体不好，曾想过劝父亲至少吃完饭再出去，不过还是没有说。“因为说了也没用。”
在家人眼里，村庄更像是周炳耀的家。“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他像操持着家里大部分家务一样，担负着村子里从交电费到基础建设等大小事务。
周炳耀是村里最早种香菇的人，发现挣钱后，他几次号召村里的年轻人不要再出去打工，留在村里发展食用菌。
“我打包票能赚，不然我贴给你。”村主任刘长务估算，80%的年轻人都留了下来。
周炳耀带着村民去农村信用社担保贷款，开会讲解种菇技术。村民张巧明计算过，种菇年收入有一两万，而之前种田只有几千元。
根据古田县统计，2009年周炳耀当选村支书时，庄里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仅3480元，去年达到了12860元，超越卓洋乡平均水平。
为争取村上基建的款项，周炳耀和刘长务常常开车去古田县城“跑项目”。他们早上6点出发，赶在各个部门局长8点上班前守在办公室门口。
为了村上道路护坡的问题，他们去了交通局三次，最终要来一万元。
古田县官方提供的资料显示，周炳耀在过去的7年间，共为村里争取项目资金80多万元，硬化村内水泥路6条，修建机耕路3条共5公里，修建河岸护坡1.5公里。
曾经当过村主任的张华忠知道，“这是个没钱的村”。今年春季，周炳耀号召村两委垫钱做道路硬化，自己和村主任刘长务各垫了3万元，而村干部工资很微薄。周炳耀为此贷款6万元，儿子娶媳妇需要的10万元彩礼，经过两家商量只给了3万元。
他常常把村上的工作带回家来做，卧室里的书桌上堆满了村里的学习材料和党员工作表。周铭灿曾见过父亲半夜还在工作，而村里的作息时间一般是9点左右休息。
有一次，一向遵从丈夫意见的刘冬菊劝他辞职：“太累了，等任期满了就别干了”。周炳耀笑了笑，没有说话。
去年选举时，他提出不想再做村支书。“你不做，我们也不做了”，村主任刘长务和其他人把他劝了下来。
“这次不一样”
9月14日晚饭后，周炳耀和村干部回到周家斜对面的老人活动中心二楼开会。
当时在海南的女儿周巧烂想给他打钱，却怎么也打不通他的电话。周巧烂穿着睡衣在银行门口等了一小时后，终于联系上父亲。
电话里，周炳耀问女儿海南有没有台风。“我当时很想嘱咐他，台风天不要出门，但最终没有说。”现在想来，周巧烂很后悔。
庄里村处于山峦交界处，四面环山成漏斗形，村落就在漏斗收口的位置，一条庄里溪流经村子，每家每户都沿溪搭起房子。
因为地势低，四座山挡住了大部分的风，每每台风过境，庄里村所受的影响不过是些小风雨，掀掉几块瓦片；最严重时，曾掀掉了一座菇棚。
支委张华忠说，村民们都认为这次台风应该和以前一样，不会有事，“台风台风耳边风”。
周炳耀意识到了“这次不一样”。整日的多云天气到了晚上开会时，已经有些零星小雨。平日里说话从不大声的周炳耀略微提升音量。一些村干部回忆，周炳耀那天唠叨了两三遍“特别是土房子，怕台风”、“这一次不一样，大家要小心”。
做了三届村支书，根据市县部署，周炳耀对于台风的应急工作已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案：通知到每一户村民，转移危房里的居民，在地势高的村委会和老人活动中心设立避灾点，危险地段旁立警示标识，安排24小时轮流值班，紧急时还会敲锣预警。
那天晚上，周炳耀安排了三班两人一组的值班，周炳耀和支委张华忠是凌晨四点的最后一班。布置完工作，周炳耀说：“明天是中秋，我们一边值班一边过节吧。”
“他还没来得及吃早饭”
“雨那么大，别出去了。”
15日凌晨3点多，雨打在窗户上的声音叫醒了周炳耀和妻子。丈夫执意出门值班，刘冬菊连嘱咐了两句“小心”。
周炳耀和张华忠巡查完，两人各自回家，约好6点钟再巡视一次。5点50分，张华忠拨通了周炳耀的电话，得知他已在一个沿溪的被毁菇棚里捡被水冲散的菇筒。
张华忠赶去帮忙时，周炳耀发现自己手机不见了。因每次村上活动，村支书都要拍照存档，他便请张华忠拍摄。
这成为了周炳耀最后的照片，镜头里，他穿着迷彩服，披着蓝色雨衣，裤腿卷到膝盖处。原本清澈露石的溪水上涨至桥面下方，呈泥浆色，被冲散的菇筒漂在路边。
还没捡完菇筒，周炳耀意识到，被毁菇棚上的竹竿、黑色塑料布等杂物堵住了两个桥洞，上游的居民有被淹的危险，他开始疏通桥洞。
此时水位已经漫到水泥路面上。住在溪流拐弯处的林喜球听到水里大石头碰撞的声音，也起来了。打算做早饭的她，却发现溪水卷着淤泥从沿溪的后门涌入，原本是下水道的管口也开始漫入土黄色的溪水。仅仅是五到十分钟的时间，水位就从刚漫过路面上涨到膝盖处，地上的泡菜坛子也被推倒。
75岁的林喜球说，上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水还是30多年前。
差不多同一时刻，刘长务打电话给周炳耀，但没人接，他跑下来看到周炳耀在清理桥洞。刘长务记得当时看到水就心里发慌，“像水箱一样，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水。”
卓洋乡人大主席李扬盛表示，当时最大降水量的红线在村子停留有3-4个小时，达到了每6小时降水200毫米，而“100毫米以上就算是特大暴雨了”。
“长务，赶紧去救人”，一向不会大声的周炳耀喊出了声。
周炳耀试图拖出卡在桥洞下的竹竿。拔出的瞬间，水流湍急，竹竿尾部一扫便将周炳耀带入水中。
周炳耀清理桥洞的时候，担心丈夫安危的刘冬菊就站在数米外一直呼喊他撤离，她眼睁睁看着丈夫落水，还看见他从褐黄色的水里冒出头部和肩颈，然后瞬间消失。
听说消息，150多位村民赶来沿河搜救。大约一小时后，周炳耀的遗体在四五公里远的树兜村被发现。
周炳耀几乎赤裸着全身，浑身都是淤青和肿块，手臂也脱臼了，眼睛还睁着。附近村民找来一块广告布盖在他身上，又打来三四脸盆的水才把身上的淤泥擦拭干净。
尽管已事发半个月，妻子刘冬菊仍然不断念叨周炳耀去世时的情景，“看到水，就想到那个画面，他捋了一下头发就没了。早上出门时，他还没来得及吃早饭，是饿着肚子上路的”。
9月19日，在殡仪馆举行完葬礼后，家人和村民回到庄里村。村委会过道旁，堆放着15根钢质的路灯灯杆，“这些都是耀仔带头集资买来的，准备过几天安装，”村主任刘长务说，“他再也看不到路灯点起来后，村里有多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