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空前规模的新型国际合作为新型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国际体系的探索提供了广阔的实验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探索完全可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取得新进展和成果。
刘明
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要具备战略眼光，树立全球视野，既要有风险忧患意识，又要有历史机遇意识，努力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航向；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推动全球发展。进一步，建什么？怎么建？全新的开发倡议将自然延伸出全新的、全地域的、全领域的国际合作组织方式、组织平台、组织体系和治理形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热烈响应，其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参与者来自亚、欧、非，甚至美洲等几乎全球所有地区，涉及地域日益广泛。参与者身份也日趋多元，代表性日益增强，涵盖政界、智库、国际组织、企业界等不同领域。
组织规模如此宏大的国际合作，将地域、领域、见解等各不相同且如此众多的参与者，整合到一个宏大的倡议、一项伟大的建设之中，的确并非易事。毋庸讳言，“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涉及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需要进行建设性的讨论并加以解决。
组织国际合作，讨论并解决问题，本身就是“全球治理”。在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整合来自全球的参与者的过程中，需要坦诚沟通、共同努力，更需要共同的规则、程序，需要大家认可的方式、方法。这些规则、程序、方式、方法将形成一系列涉及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这种秩序和制度的稳定化、模式化，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球治理体系。
为了解决政治与安全等综合性、全球性问题，战后形成了运作至今的联合国体系。在全球经济领域，为了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产生了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体系；为了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产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为了促进国际性的重建与开发，产生了世界银行体系；等等。
由于历史原因，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免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冷战结束后，这样的处理和解决全球事务的制度、体系、规则、程序等所谓“国际机制”还一度出现了一波强劲的全球性扩张。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美国体系的大多数内容是在冷战期间出现的，并成为美国遏制其全球性对手苏联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个对手倒下而美国成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体系就可以成为现成的东西在全球应用……”
但是，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一整套的制度、体系、规则、程序等遭遇了普遍的质疑，推动形成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为这样的努力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变革”成为时代潮流。
“一带一路”倡议可谓生逢其时，其空前规模的新型国际合作为新型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国际体系的探索提供了广阔的实验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探索完全可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果。整合国际资源，讨论并解决问题的一系列方式、规则、程序、体系不断成熟、稳定，就是一种新型全球治理模式的渐进形成。我们讨论多年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今天正发端、发展、成熟于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伟大实践之中，并必将结出变革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