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意外事件穿插

1月29日下午，首批4位大夫进入隔离病区，在等待患者的间隙检查病房、与当地医护沟通，刚提及要为收治病人做好准备，一位护士突然看向患者通道——患者已到门外。

首例患者，给了医疗队一个“下马威”。

12层病区主任、北京世纪坛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丁新民回忆，新病区刚刚启用，医疗队原本考虑先收治一批轻症患者，以测试各环节能否顺畅运行。首名患者却是实打实的重症患者，来时呼吸微弱、缺氧严重，对于外界呼唤没有反应，大夫拍一拍她，她才抬起头看一眼，很快因乏力而扭过头，无法张口对答。赶紧面罩给氧、补液、给药，插上胃管、尿管，半个小时抢救后，病人病情才平稳下来。之后的3个半小时，病区一下涌入13位病人，最后一位患者的危重程度，与第一位入住的患者不相上下。为了迅速安置，丁新民用上了部队里的处理方式。

30天的救援任务中，穿插着各种意外事件。2月16日晚，8层病区主任、北京安贞医院ICU主任医师贾明刚处理完医嘱进入隔离区，便被值班大夫叫去51床：一位78岁的男性患者尿管脱落、尿道出血，可能由于前列腺增生，无法正常排尿、也无法再置入尿管。患者的下腹已肿起包块，怀疑尿潴留，由于憋尿，血压升至180mmHg，随时可能膀胱破裂。常规处理是进行膀胱造瘘，但病房不具备条件，情急之下，贾明当场进行膀胱穿刺，稳住了患者的病情。

“有创操作前必须跟家属沟通，但隔离病区里很难联系上；这种新发疾病，会不会通过血液传播，现在也不清楚。但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也不能让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的年轻大夫承担这个责任与风险。”贾明称，事后回想有些后怕，但意外一来，什么也顾不上了。

“我们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与新发传染病异地角力，是一场遭遇战。”刘立飞介绍。遭遇战，是与时间赛跑，攻坚战，发生在患者结构变化后。

2月3日开始，武汉三镇会展中心、体育场馆、工业厂房等陆续被征用改造成方舱医院，集中收治已确诊的轻症病人。2月4日下午，刘立飞向北京医疗队传达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作会议精神：收治更多重症患者，降低病死率。2月12日，为了进一步落实国家卫健委防控治疗部署，6台有创呼吸机进入隔离区，两位严重缺氧患者接受气管插管。

当日，10层病区病情最重的一名60多岁男性患者接受插管，他住院一周以上，来时病情已经很重，经鼻高流量高浓度吸氧，仍然有严重的呼吸困难。“如果有条件，应该尽早进行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的到位，及时救治了重症患者。”10层病区主任、北京朝阳医院西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黎明介绍。

经鼻高流量吸氧及无创呼吸机治疗，能够改善部分患者给氧条件，但对于重症呼吸衰竭患者，通过气管插管建立人工气道，才能够改善呼吸衰竭症状。不过，在普通病房进行这样的重症治疗，伴随巨大的护理压力。

“普通病房床护比是1：0.4，10个病人需要4个护士；ICU床护比是1：3，10个病人需要30个护士，这就是两者的差距。”张黎明说，在隔离区内穿着防护服工作，护士不能吃喝、不能上厕所，无法正常8小时工作，最多撑4-6小时，床护比至少要在普通ICU的基础上翻一番。

“普通患者自己能料理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插管之后，吃喝拉撒都要护士帮忙，需要翻身时，两个护士可能都翻不动，此外，还要帮患者吸痰、打针、输液。”丁新民坦言，不同的班次，北京医疗队的护士人数在2-5人不等，由于当地护士并非呼吸、重症专业，插管患者的护理均由北京的护士们承担，工作强度极大。

到2月25日，北京病区累计使用有创呼吸机8例，大无创呼吸机14例，经鼻高流量吸氧39例。

2月13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4名确诊患者出院，其中一名患者跳起舞蹈。摄影/新京报记者陶冉

2月19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一名患者进入病区。

摄影/新京报记者陶冉

非常时期的“北京打法”

从组队到“打仗”，都在急促与高压下进行。前一个星期，张黎明睡不好觉，一躺下，脑子里交织着无数事。他1995年开始担任科主任，但一个科集中5个医院、多个不同科室大夫，还是头一次。成员和工作方式需要磨合，医疗环境更需要磨合，大量的重症、危重症患者，让他焦虑到失眠，只能靠吃安眠药入睡。

北京友谊医院ICU副主任医师刘壮在新环境中深感“杂乱”。因有行政工作经验，他成为北京医疗队医疗组组长，承担起医务处的职责。病区新开频率快，人员分配处于频繁调整之中：从一开始整个医疗队负责一个病区，到陆续开放第二、第三病区，光是医生的排班表，就更新了5个版本。

一系列工作制度亟待统一。从一班大夫流转到另一班大夫，交接的患者信息是否详实有效，至关重要。北京医疗队融合了12家市属医院的医护人员，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的医护“征用”自口腔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等各个科室，不同的医院和专业，有着不同的交接习惯，亟待形成统一标准。为了协调诸如此类的各项事宜，他经历了“12小时工作制”，早上8点去医院，晚上8点回驻地，期间不吃不喝，一天下来晕头转向。

一周后，从适应到有序的拐点出现了。2月5日，刘立飞在工作群中发布《关于印发管理小组工作职责和相关制度的通知》（京援鄂医疗[2020]4号）文件，涵盖7个管理小组工作职责和相关制度；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文件与市属医院日常管理经验，刘壮捋出了一系列医疗核心制度，包括交接班制度、三级查房制度、会诊及转诊制度、疑难病例讨论制度等，为一线救治工作建立标准与框架。到第二周，情况稳定有序，医疗质量逐渐提高。

非常时期，大夫们也不断祭出“北京打法”。

丁新民是军人出身，上阵前习惯做足预案。考虑到当地患者数量较多，且当地医护专业迥异，他结合国家卫健委的指南标准，制定了一套新冠肺炎的病历模板。“病人特别多的时候，像常规那样采集病历，不仅耗费时间，还容易遗漏信息。照着这个模板填下来，医生不会乱，也不会缺项目，很快能评估出病情的危重程度，给予相应处置。”

这份病历模板涵盖临床表现、生命体征、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特征等8大项，每个大项下，均列出了相应的分支选项，大多只需要医生划勾即可。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耳鼻喉科主任张小萌在12层病区收治病人，对此印象深刻，“我们是综合医院，日常填写普通的大病历，内容繁琐，一个病人要半个小时。有了模板重点突出，书写又很简单，不到十分钟就能完成。”

在10层病区，医护人员利用网络开展“同步查房”。由于病房与医生办公室分隔在隔离区里外，文件不能随意带入带出，医生查房时看不到病历、医嘱、检查结果。通过手机视频连线，里外得以配合，查房大夫负责在隔离病区查体、询问病史，清洁区内的大夫负责查阅病历、化验结果等，很快能定下治疗意见，病人询问结果时，医生也能实时反馈。

“和北京专家搭班，很有安全感。他们能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能帮助医患间的沟通，互相配合。他们一查房，患者也爱拍照，说这是北京的专家来了。”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8层病区护士长刘艾红说。

2月21日，志愿者穿上防护服为医疗队队员修剪头发。摄影/新京报记者陶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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