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召开的世界政党大会期间，一位境外政党领导人十分感叹，感叹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在任职五年中，就形成系统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种感叹，也涉及到为什么五年就能形成一个思想体系，涉及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何以能够诞生？

事实上，我们看待一个思想体系的产生，不能孤立地看，要联系地看；不能片面地看，要全面地看。一个思想体系的形成，绝非偶然，总是要有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如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并非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担任政党或国家领导人，而是因为他们二人积极投身于政治斗争、工人运动和科学研究，从而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也如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并非是诞生于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而是从大革命时期就开始萌生。虽然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只有五年时间，但如果我们联系起来看、全面地看，就会明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何以能够诞生了。

第一，凭籍其丰富的阅历。有道是：阅历就是财富。习近平同志有着下乡知青、从军行伍的经历，担任过最基层的农村支部书记，在县里、地区、省市都任过职，一直到中央。如此丰富的阅历，累积了极为厚实的从政经验。在河北正定县任县委书记期间，他走遍全县200多个自然村，扛起了治理当时有名的“高产穷县”的重担。治穷，他从抓多种经济发展、富民入手；治懒，从抓干部作风入手；治愚，从抓教育、抓人才入手。他要求大家围绕“看、用、养、招”四个字来做文章，说道：看待人才贵乎正，使用人才贵乎当，培养人才贵乎周，招聘人才贵乎广。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引领下，当时的正定县引来了大量人才，“高产穷县”的状况很快发生了改变。“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丰富的阅历，特别是“郡县治”的经历，使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得以发展、丰富。我们看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早在宁德工作期间就已萌生；而在浙江工作六年，从《之江新语》中能够看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怎样为人、怎样为政、怎样为官，“心无百姓莫为‘官’”以及“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发扬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作风等等，都已萌生。而这些，为其到中央工作、为其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哈萨克斯坦共产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阿依肯·科努罗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从政经历都是从基层开始，他们熟悉群众，了解人民疾苦，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国家执政党的根本区别。”

第二，凭籍其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深刻了解。一个科学思想体系的诞生，必须面对中国实际，对中国社会各阶层要有深刻了解，如同当年毛泽东同志投身革命，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入手一样，习近平同志从当农民开始，从最基层起步，各个层级都有经历，因而他对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深刻了解，这对于其思想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农民阶级境况如何，中国工人阶级现状怎样，中国知识分子作用发挥如何、中国军人价值观怎样，中国富裕阶层是怎样富起来的、贫困阶层的穷根在哪里……对此，习近平同志都进行了透彻了解和深入分析。中国农村人口占多数，对于农民，他最为牵挂。每次考察，只要到农村，他总是要到农民家里嘘寒问暖，揭开锅盖看看吃得怎么样，算算收支了解家庭经济状况怎么样，询问医疗有没有问题、孩子上学是否困难，关心农民兄弟的衣食住行用。“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就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亲自研究、指导和推动了一大批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项目的实施。特别是大力推动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近年来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000万人以上，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如果没有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深刻了解和分析，焉能做到？而基于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深刻了解和具体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便具有了扎实的基础。

第三，凭籍其对中国民情民愿的真实把握。在某一时期，一个政党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一代领导人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都是由当时的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决定的。科学思想之所以科学，是因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脱离于民的理论、思想，不为民所接受的理论、思想，是没有任何用途和前途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所以成为新时代全党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而这又是建立在习近平同志对中国民情民愿的真实把握基础之上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梦想，也是最实际的民情民愿。习近平同志真实地把握住了，并在其思想体系中凸显了出来。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党的十九大“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无不凸显民情民愿。特别是他的“人民利益观”，向国人清晰地表明“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习近平认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他要求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我们要不断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民愿、民生得到高度重视和厚重阐释，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工作导向与实绩的显著标志，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第四，凭籍其对中国矛盾和问题的明察秋毫。我们党一直在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而这“三化”的立足点，就在于要从解决中国矛盾和问题出发，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伟大飞跃，就在于它们都是从中国矛盾和问题出发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也恰恰如此。以分析矛盾相生相成、以解决矛盾共进同行，扎根于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立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聚合了13亿多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具有无比深厚的现实基础、十分鲜明的实践特色。例如，我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开始经济转型，以质量效益为发展目标。习近平同志明察秋毫，适时提出了“经济新常态”，并要求全党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诞生了，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措施落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开展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正在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正在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正在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正在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使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在顶住巨大风险压力、攻坚克难中上了新台阶，我国经济正在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开创了稳中求进的新格局，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

第五，凭籍其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前瞻思考。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能够立足本民族现实、谋划本民族未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是如此；毛泽东解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如此；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也是如此。现在，“接力棒”传到习近平同志手中，中国的未来走向何处、民族的未来如何发展？习近平同志以极大的勇气和担当，既植根于历史的中国，也立足于现实的中国，又放眼于未来的中国，大智慧谋划大战略，大手笔续写大文章，提出一系列立足当今、着眼长远的利国利民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建设“健康中国”、“美丽中国”、“世界一流军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无一不是既立足中国现实需要，又面向民族未来前景的战略谋划。而由“三步走”战略演进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这种“接力赛”式的对民族未来的谋划，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显现得耀眼夺目，而这，也显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伟大抱负和高瞻远瞩。

第六，凭籍其对世界形势的精准分析。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毛泽东同志早在1921年就说过：“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今天，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时刻，习近平同志明确地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当今的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由于新一轮权力转移的出现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存在的弊端愈发凸显，进而引发了各种矛盾和冲突。尤其是随着当今世界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难民问题、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增多，为了适应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要求，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各方要求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呼声日益强烈。习近平同志对此进行精准分析，豪迈自信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着眼于中国日益走近到世界舞台中央的新阶段新形势，致力于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在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发展目标、发展道路等方面，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建立更为合理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等方面，习近平同志都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而不仅深化了全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也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七，凭籍其浓郁的问题意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挑战是强者的机会；成功发源于问题，强者成功于挑战。习近平同志以其对党和国家极端负责、对人民大众极端负责的使命担当，怀有浓郁的问题意识，正视而不回避问题、解决而不敷衍问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我们看到，在其思想体系中，治党治军思想占有极重分量，而治党治军思想的形成，又恰恰是出于强烈的问题意识。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勇气和担当，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再塑肌体，再塑形象。首先是以壮士断腕之决心，坚毅担当、铁腕反腐、凝心铸魂、正风肃纪，“打虎”“拍蝇”“猎狐”，三招并发，重锤之下，火光四射；其次是党内教育接连开展，为全党同志“补钙”和“加油”，坚定全党的本色初心；第三是紧紧抓住党内突出问题，切实加强作风建设；第四是制度建设持续加强；第五是瞄准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这个关键，特别是牢牢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通过巡视等一系列创新性“组合拳”，探索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途径，向着夺取反腐败压倒性胜利的目标砥砺前行。这是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的蜕变，这是一个国家朗朗乾坤的希望。也正是由于党内腐败问题愈演愈烈严峻形势的倒逼，使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痛下决心，自我革命、自揭疮疤，使得新形势下怎样建党、建成什么样的党的思想得以丰富与发展。军队建设亦然。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同志，旗帜鲜明反腐败、大刀阔斧搞军改，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等新理念相继诞生，在此引领下，“人民军队实现了政治生态重塑、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形象重塑，人民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虎虎生气、堂堂正气、融融暖气布满军营。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大幅提升，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打败任何来犯之敌！

第八，凭籍其厚重的理论造诣。习近平同志在其丰富的阅历中，结合从政实践，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学说、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说，运用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历史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等，把握时代大趋势，回答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军治国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完备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可以说，厚重的理论造诣在其新思想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和汲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和制度体系安排；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治党治国治军、管理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方面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实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一次提出来的，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我们全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学说的独创性贡献，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理论，也为一些国家的探索和对历史经验的反思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有位境外共产党领导人这样说：“过去中国人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我们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思想丰富、内涵深刻、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实践累积而步步深化、环环紧扣、层层展开的科学体系。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伴随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更加丰富，照耀着中华民族复兴号巨轮驶向光辉胜利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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