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8日至2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当前经济形势、2018年经济工作的部署等作出了重大决议和总体安排，提出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指出我国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我国经济将着力形成质量、效率和动力的“三大变革”，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一、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质量第一和效益优先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质量第一和效益优先。“质量第一”即强调经济运行质量，提升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五位一体”的发展更加平稳有序；强调产出的良好质量、产品的形态创新和供需的动态平衡，更加重视人力资本和“工匠精神”；强调财富分配质量，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种生产要素有序参与分配的有利局面，不断壮大我国的中产阶层占比，缩小贫富差距。而“效益优先”则高度聚焦要素配置效益、生产创新效益和市场组织效益等三个方面，即：要素配置效益是指随着要素市场化的不断发展，要素配置的结构不断优化，从而使存量要素和资源得以配置到生产效率较高但保障能力却相对不足的领域，以提高产出效益；生产创新效益是指通过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的方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使得原有的生产体系产出效率更高、生产模式更新、成本控制更好；市场组织效益是指通过搭建良好的交易平台，形成有效的市场机制，优化制度体系和管理体制，使市场对差异化匹配能力更强、交易空间更大、竞争效率更高，从而形成交易环境的效率提升和收益增加。质量第一是高质量发展的运行基础和内在要求，而效益优先则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与核心目标，两者统一于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科学发展的时代主题，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要求和战略目标，成为打好重大风险防范、精准扶贫和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的战略支撑。

二、质量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

质量变革是指形成产品质量、生产质量和生活质量提升、强化的重要管理体制、竞争机制和企业经营激励，并以全面质量提高为基础，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市场环境、技术环境和人才资源。质量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前提和质量基础，是高质量发展空间和环境的基本保障。

质量变革的基础是提高产品质量，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这里的产品质量既指作为消费品对现行标准和人民需求的满足程度，又指作为中间产品对产业链提升和创新的支撑能力。我国长期以来在工业领域存在产出规模增速与增加值总额增速不匹配的情况，在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后，钢铁制品、塑料制品等多类工业品的增加值增速低于产出规模的增速水平，增加值率出现了一定程度下降。这种情况说明我国应着力提升产品的质量水平，强调精益生产理念和发扬工匠精神，通过产量质量的不断改进，形成产品的独特竞争优势和对产业链的参与优势，从而改善市场竞争环境和优化价值链的分布结构。

质量变革的关键是提升生产质量，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生产质量既指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又指生产经营方式的优化，还强调企业组织方式的全面创新，并统一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主线。科技进步和模式创新是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基础，2018年要进一步优化应用基础创新的支持，推进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主导、产学研高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现代分布式生产组织和融合性产业链模式成为生产经营方式创新的主要方向，要大力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积极开展增材制造类的技术研发推广，支持实体经济的产业链、价值链高度融合。具有高度专业性、灵活性和系统性的契约式、结构性和区块链模式的企业组织方式是适应现代产业发展和供需动态平衡要求的有效载体。要着力增强企业组织方式的灵活性，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模式的深入发展；要着力提升生产分工和技术能力的专业性，实现在专业性基础上的全面合作和协同发展；要在坚持开放性、参与性的基础上提升产业链组织的稳定性，在自助性、融合性的条件下增强产权的稳定性和权属性，积极应用区块链、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等技术和模式，实现企业间组织方式再创新。

质量变革的目标是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安全感和体验感，全面提升生活质量，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生活质量提高的关键是分配制度的完善和分配机制的高效有序，要着力提升分配体系的激励性、公平性和适当性，形成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坚实支撑。分配体系的激励性主要强调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有效结合，并立足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对劳动要素和其他要素有效激励，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分配体系的公平性主要强调收入分配差距的合理性，要在坚持提高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性的要求，进一步壮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有效缩小贫富差距，实施精准扶贫，使发展成果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享有；分配体系的适当性强调可分配价值的合理空间、合适比例和有效层次（面），要提升当期投入要素的收益回报，有效限制财产过度积累对收入分配机制的扭曲，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早日出台房地产税。

三、效率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

效率变革的关键是拓展效率视野、提升效率层次，追求效益优先。作为“三大变革”中的效率变革，切忌简单地从生产、产出层面来理解效率，更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基本视角，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生产与市场两条主线，以效益优先为目标，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才资源的有效融合。总体上看，效率变革主要包括生产效率、市场效率和协调效率等三项主要内容。

生产效率强调要素配置效率、企业运行效率和生产组织效率等三个方面。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关键是推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要以劳动、资本、土地和技术等要素资源的市场化为基本抓手，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即大力破除无效供给，进一步处置好“僵尸企业”；确立、培育和扶持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特别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能源成本、物流成本、金融成本和税费成本。需要注意的是，要素市场是引致型市场，受到商品市场和资源市场的直接影响，因此要素禀赋只是要素市场的构成条件，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商品市场则是重要的外部影响。企业运行效率的关键是企业的组织方式和经营方式。当前，企业组织方式的关键是适应创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并实现企业内部资源和生产方式的有效组合，比如在内部形成的众创、众筹模式，实现内部网络状产业联盟模式等；而企业经营效率的关键则是使企业适应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变动，创新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推进供给体系创新，有效实现供需动态平衡。生产组织效率强调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理解和有效贯彻，从而有效融合“工业4.0”、“再工业化”、“质量第一”、“服务型生产”等现代生产组织理念，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市场效率重点关注三个领域，即市场准入效率、市场匹配效率和市场交易效率。其中，市场准入效率的关键是落实好“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实施简政放权，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并对创新产品和服务坚持审慎监管原则；市场匹配效率是指完善市场的体制机制，从而使市场具备更好的差异化需求识别能力、管理能力和响应能力，并具有快速、准确、有序的运行特征，从而形成定制化、个性化、减量化的需求新态势；市场交易效率主要指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平稳、快速、安全等要求的实现能力，一方面交易过程要尽量简化，交易对象要尽量明晰，另一方面交易规则要满足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的要求，破除歧视性限制和各种隐性障碍。

协同效率主要是指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协同关系和运行效率。从经济与社会来看，要增强经济实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要进一步优化政策管理模式和财政支出结构，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包括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中小学生“择校热”、结构性就业矛盾、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2017年12月中央经济会议指出，做好民生工作，要突出问题导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找准突出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周密谋划、用心操作。从经济与生态来看，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将生态经济作为新动能的重要载体，培育一批专门从事生态保护修复的专业化企业，着力恢复绿水青山，并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要引导全社会资金投入到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和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研究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建设，深入实施“水十条”，全面实施“土十条”，打赢蓝天保卫战，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四、动力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保障

动力变革是指供需支撑能力和经济发展动力的变化调整。从供需支撑能力来看，主要是针对需求和供给在宏观经济发展中的主动地位和主导作用的问题；从经济发展动力来看，则包括创新发展动力、结构发展动力、城镇化发展动力和产权保障动力等四个主要方面。具体有：

供需支撑动力主要是指供给和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动从而产生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向和运行模式的调整，形成经济发展动力。长期以来，我国都面临着“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需求处于主动地位和主导作用，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出增速、满足需求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逐步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水平，优化供给的结构和体系，满足“以人为本”的多层次、个性化和灵活性需求成为新的经济发展动力。供给体系的质量、运行结构、组织方式和创新机制取代需求的规模扩张、投入增长成为经济增长动力变革的重要基础。

创新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驱动。高质量发展强调全面发展、效率发展和协调发展，并满足“以人为本”的发展要求，而创新则是提升生产能力，提高市场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实现协调发展的第一支撑。创新发展包括四类创新，即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形态创新和模式创新。技术创新是基础，要有效区分政府和市场的创新职能，政府要着力于基础理论创新和提供必要的应用基础创新条件，并推动科研条件在社会各类主体中开放、平等、有序地使用；而企业则应着力于应用创新的转化、使用和推广，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方向、产学研协调发展的新型创新体系。模式创新是支撑，要充分发挥模式创新对存量要素资源的配置能力、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使其在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创新市场体制机制、提升企业经营组织方式等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形态创新是拓展，即通过经济发展形态的改变，为休闲经济、绿色经济、扶贫经济、信息经济和文化经济等新经济业态的发展提供重要空间，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拓展和新构成结构。产品创新是关键，产品要能够与技术、形态和模式创新相适应，并有效提升产品的生产柔性、模式弹性和形态个性，可穿戴智能产品、智能家电、智能汽车等智能终端产品不断延伸产品创新的新领域。

结构发展动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结构发展动力要以“强化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为关键抓手，实现产业结构、动力结构和要素结构的全面创新。要继续巩固和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第三产业的占比，发挥制造业的关键引领和强国之基的作用，大力实施“两化融合”，不断提升现代农业，深入推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要不断优化经济的增长动力结构，进行战略性地调整定位。抓住国际经济复苏和全球化深入调整的有利时机，以“一带一路”战略为统领，大力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要以要素市场化配置为关键手段，全面提升劳动、资本、土地和科技要素的配置质量，着力于提高劳动技能和劳动生产率，有效优化劳动要素的布局；着力于提升资本形成形态和杠杆管理，在防范风险的同时，提升资本要素的活力和创造力；着力于土地要素的科学管理，在坚持分类分级管理的基础上，在土地产权管理、储备土地管理和土地流转管理上取得新突破；着力于完善科技要素管理，发挥广大科研工作者的主动性和协同性，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

城镇化发展动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外部拓展。城镇化在劳动要素的分布结构、配置水平、协调能力中具有直接的提升作用，并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财富水平，在完善我国产业布局结构、社会组织形态和阶层结构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新型城镇化战略，以“人的城镇化”为基本理念，不断提升城市新增劳动力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促进农民工举家进城并安家落户，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落地步伐；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产业下乡和农民工的就地转移，以田园综合体为基础，将农业相关产业与农业（民）合作社、农户进行有效融合，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良好局面，而以特色小（城）镇为平台，坚持产业发展的主体地位，实现城市产业布局的有效调整，并对周边农村地区形成示范。

产权保障动力是指推进现代产权制度建设，以加强产权保障激励企业投资扩张和产业创新发展。现代产权制度的建设重点主要包括现代企业产权、农村集体产权和知识产权等三个领域，根据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现代产权制度的建设要求主要包括：一是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围绕管资本为主加快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二是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落实保护产权政策，使产权成为民营企业家财富的重要保障，并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三是要以“三权分置”、“房地一体”、“用益物权”、“同权同价”、“集体经营收益索取”等关键环节的改革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有效促进资本向“三农”流入，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农业政策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四是以知识产权的创新、保护和运用为核心，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有效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有序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总之，2018年的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方面取得扎实进展和显著成效，引导和稳定预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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