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把子、拨号盘、数字按键，我经历过三个类型的电话机，每一种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小时候家在小山村，在刚记事的时候赶上了通电，和电一起到来的还有广播喇叭和电话机。
广播喇叭立在山尖儿上，每天早晚定时响起，而电话机却很神秘，藏在生产队保管员的房间里，小孩子是轻易看不到的。我只知道那是一个黑黑的小家伙，能和好远好远地方的人说话。
后来慢慢长大了，才知道电话机是怎么回事。按说，电话是通到大队级别的，我们小山村只是个生产队，但由于离大队远，才给照顾了一部电话。但这个电话只是串在大队的线上的，就像一条藤上结的瓜，除了我们生产队当然还有别的“瓜”，所以不管是来电话还是谁往外打电话，这一串上的电话机都响，于是便提前约定了“暗号”，即铃声响几下由谁来接。当然，往外拨的时候，也得区分出摇几下。这么金贵的东西，当然要妥善保管，除了队长、保管员，别人是不能轻易动电话的。
我真正意义上的打电话，是在高中毕业以后。那年受生产队委派去公社卫生院学赤脚医生，经过一个月的跟班观摩，回村开始实践，卫生院的医生嘱咐，有事随时打电话。
打电话可以随时，可电话并不能随时接通，除了一条线上的可以互通外，往线外打就需要分机转接，而分机说得最多的一句是“占线”。
有一天，一个中年妇女腹痛得很邪乎，我一时没了主意。看着患者痛苦的样子，忽然想起打电话求助，可不是拿起电话听到有人正在说着，就是被分机告知占线，电话的听筒拿起、放下、再拿起，折腾了好半天，也没有接通，急得我也是满头大汗。不知不觉到了广播时间，电话暂时不能用了，因为那时候广播喇叭和电话共用一条线。
这就是当年的摇把子，这就是摇把子留给我的记忆。现在想来，如果电话接通顺利，我也许是“远程医疗会诊”的先行者。
1984年我到县城工作，办公室摆着一部带拨号盘的电话机。那时候，县城里有了程控电话，号码是三位数，各单位间打电话可以直接拨号。但程控电话也仅限于各单位间，往市里打电话属于长途，需要电信局总机转接。虽然程控也通到各乡镇，但那只是各乡镇的分机号，往乡镇和村里打电话，还是要通过分机转接，和以前区别不是很大。
那时候单位组织开展一个扶贫项目，运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扶贫工作刚刚起步，这种由公司进行运作的项目也是初次尝试，特别是项目本身存在一些风险，当利益出现损失时群众反应比较激烈。科里其他同志都到村里做群众工作去了，留下我负责与公司进行联系。公司是山西的，在北京有办事处，留给我们一个联系人电话。我抱着电话就拨总机，接线员不慌不忙地告诉我：“占线，请稍等。”我再拨过去，央求接线员照顾一下，电话里很快响起接通的铃声，可等对方有人接听，却告诉我他不是我要找的人。我说我有急事，您给我找一下吧，人家满口答应，说你挂了吧，他回来打过去。我说可别挂呀，好不容易打通的。一会儿，听筒里传出盲音——断线了。重新拨，依然是经过“占线”，等到再次接通，确认了接听者就是要找的人，急忙把腹稿已久的内容讲一遍，什么事情经过、群众要求、单位领导意见等等一口气说完。没想到，对方用浓重的山西口音说到：“你讲的啥，我没听清。”记得当时我两手紧紧地抓住了桌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县城真正开通了程控电话，号码升至7位数，可以和市区的电话直接双向互拨了，电话机也逐步换成了数字按键型的。后来又随市区电话一起升位，电话号码改为八位数。随着程控电话的开通，不仅机关单位不断开通新的电话，电话机也开始进入家庭。一时间，谁家安了电话，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交换电话号码也成为人们见面后的一项交流内容。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家也安上了电话。按说，那笔不菲的初装费与我家的收入不匹配，家里也没有什么“业务”活动，安电话多少是有些赌气。
一日临近晚上下班，单位突然有事，随领导下乡去一家企业。由于走得急，没顾得和其他人打招呼，更没有告知家里。等到夜里十来点钟回家，一推门发现，岳父坐在沙发上，一脸的严肃，妻子在另一个角落，眼睛红红的，分明是哭过的痕迹，我不禁吓了一跳，心想家里出事了！等到再一定神，明白了，是我出事了。
平时都是下班准时回家的我，突然没了踪影，在左等不来、右等不见之后，妻子着了瞎急。先是到单位找，既不见人，又没人知道去哪；接着去较亲近的同事家打听，仍不得消息，接茬去同在县城的亲戚家……
赶上电信局开展优惠活动，我和妻子一狠心，拿出小半年的积蓄，交了初装费，家里又多了一个“大件”。
记不清从啥时候起，电话机渐渐地失宠了。家里的电话机静静地躺在角落里，一年到头也响不了几次了。它那份荣耀早就被手机抢去了，这能怪谁，谁让你是“固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