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库尔班江很努力，听课永远坐在第一排，下课了，也不让老师走，没完没了地问问题。学校的老师、校长都知道，有一个“这么认真”的新疆小伙子。
“我不停地做笔记，老师说一句记一句，黑板上写一个抄一个。”这对于一个并不熟悉汉语的维吾尔族少年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三年，库尔班江记满了17个笔记本。本子上，满满的都是维吾尔语、拼音、汉语的“混搭”。有老师看到他的笔记，笑着说，“库尔班江，你写的这个东西，谁都看不懂啊！”
暴恐来袭，也是他们不愿诉说的痛
阿利甫在北京长大，是一名贸易公司“朝八晚五”的上班族。两岁时，在新疆驻京办工作的父母将阿利甫带到北京。
尽管没有怎么在新疆生活过，但他心里却一直惦记着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
初中时，阿利甫在北京青年宫学乐器，看到有希望工程的办公室，便傻乎乎地冲了进去，“叔叔，在新疆捐一个学校要多少钱？”
“人家当时觉得我是小孩子，就随便说了个数字哄我，说最少也要10万。”阿利甫笑了，但又认真地说：“我当时就想挣个10万，然后到贫困地区盖个学校去。”
阿利甫的童年，在新疆驻京办的家属院里度过。小时候，经常看见一些从新疆来北京看病或寻求帮助的穷人。“夏天，他们常在院子里找个地方把毯子一铺，躺着就睡了。”
这时候，阿利甫就会变成小“快递员”。妈妈常会多做些饭，让他下楼送给那些人。
去年，父母知道阿利甫在运营“在北京的新疆人”的微博，十分支持。
“多发布一些可以帮助别人的信息，不能有过激的言论。” 阿利甫说，这是父亲对他的忠告。
5月22日，新疆暴恐案发生时，阿利甫正在一个超市做市场调查。“叮”的一声，他手机上的新闻APP推送了这条消息。
“第一反应是心如刀绞，对受难百姓特别心疼。” 阿利甫难过地说，“很多都是去早市买菜的老人，和我的爷爷奶奶一般大，就这样死于非命，太惨了。”
这天，也是帕提曼即将答辩的日子，原本的安排是见导师确认一些细节。早上一睁眼，就看到新疆教育学院的教师群里炸开了锅。
“又出事了！”帕提曼心里“咯噔”一下，立刻坐起来，翻看所有的新闻。
一条条新闻让帕提曼的心情越来越低落。“有多少优秀的新疆人一代一代地努力，才有了现在这样好的发展，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破坏？”
同样让帕提曼难过的，还有那种说不出的委屈。
“你尽力呵护的一样东西老是被别人伤害，然后让整个群体都背黑锅，让别人都怕我们，但其实大部分的维吾尔人都是善良的啊！”
获知消息的时候，库尔班江正在上海拍摄。“又封路了，爆炸了。”在乌鲁木齐的朋友发来信息。
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几个字，库尔班江说，那种难受的感觉无法形容。“干什么的心情都没有了，就一直坐在外滩发呆。”
这不是库尔班江第一次痛苦的经历。2009年，他正跟着团队在兰州拍片，“7·5”事件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