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部的民众想象中，台北市一向是高高在上的“天龙国”，作为首善之区，处处受到“中央”优待，南部民众自然怨气也大。这次三咖要分食台北市的资源大饼，就是试图借助民意把“天龙国”拉回民间，回到与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相同地位。直接导火索可看成地域之争。
由于深厚的南部情结，陈水扁时代绿营确实为南部的建设、经济和民生用心做过功课，希望借平衡南北差距，让南部的“泛绿”民众感受到民进党执政的恩惠。比如，把一些在台北举办的仪式性活动，例如元宵灯节等移往中南部，也做了不少公共建设，为南台湾注入更多资源，但实际成果亮点不多。及至二次政党轮替，国民党循着民进党的脚步经营南台湾，依旧乏善可陈。面对蓝营完全执政，绿营县市长经常上演不满重北轻南的“哭穷”戏码。
具体到所谓“迁都”，更是个老话题。2005年8月，吕秀莲就曾提出“迁都”或设置“双国都”以均衡南北的设想。2006年9月，面对倒扁风潮在台北不断蔓延，民进党籍的台南县长苏焕智“突发奇想”，提出让陈水扁暂时到南部办公，以避开风头。
从政治层面来说，台湾“北蓝南绿”的政治生态，决定了民进党在北部地区，特别是长期掌握在国民党手中的“首都”台北，处于“执政劣势”。因此民进党希望通过“迁都”将政权“迁回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南部地区，从而强化执政基础。
赖清德瞅准了这笔政治红利，顶着“饿了八年，急于抢位”的讥讽，第一时间开腔。他对此心知肚明，不管能不能成，但是一笔稳赚不赔的好买卖——上可挟功要求“中央”分利，中可打压潜在竞争对手，下可为民请命收揽选票。
蓝绿之争
问题是，长期以来，绿营的基地台湾南部经济一直远差于北部。赖清德、林佳龙们想靠这种“搬办公室”的方法拉抬南部、巩固绿营基本盘，除了政治账，首先要在经济账和社会账上过关才成。
平心而论，台湾地区南北发展不平衡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如何解决更是每任“行政院长”的必考题，但政党轮替两次了，蓝绿“行政院长”也换了十来个，问题依旧，有些地方甚至较前更糟，背后原因值得深思。比如，不少下放地方的预算变成昙花一现的烟火，很多公共建设沦为使用率极低的“蚊子馆”，零散的民间投资也很难发挥聚沙成塔的力量。
再说，台北市发展到今天，是历史形成的，不是谁“大选”赢了拍拍脑袋就可以一夕改变的。目前全台有1/3人口集中在台北、新北地区，骤然将重要的“行政”与“立法”部门南迁到人口较少的台南、中部，恐怕不符合成本效益。如果经济大环境不会因为南迁而更好，那花那么多资源、人力、时间和预算干嘛？
更深了说，“迁都”之议和南北之争，表面看是分赃之争、地域之争、资源之争，背后是选票之争、蓝绿之争。本土化、南部化在台湾政坛上近些年表现得越来越明显。除了绿营大佬护食，连国民党内都有人跟风，要求国民党党部南迁，每天都可以LONGSTAY（长驻）以利于争取民心。
民进党和国民党围绕南北议题，在“立法院”几乎事事交火。从陈菊念兹在兹的“中油”南迁到日前开馆的故宫南院，都免不了得蹚这浑水。
2000年后，台湾当局在“南北平衡”“本土化”思路的催化下，决定建设故宫南院，嘉义在竞争中胜出并专门辟出70公顷土地。但2004年“大选”期间，国民党方面指责选址政治性过强，因为当年嘉义不是首选。但当年的嘉义县长陈明文是民进党内的要角，当地又是绿营集中的大票仓，因此执政的绿营情定这个偏僻又有问题的地点。由于口水不断，特别预算无法在“立法院”通过。绿营“执政”时本来规划2008年开馆，后只能延期到马英九第二个任期才大功告成。
所以，回首看“迁都”之说，更像是对国民党8年执政的一种反向压制，更多地是为了争取媒体镁光灯而不是踏实做事。毕竟，在岛内政坛，如果事情能顺利转换为选票，就来者众，反之就至者少。至于有益民生还是劳民伤财，就是等而下之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