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4日，借款人高某与某平台在线签订借款协议。根据《借款协议》的约定，被申请人通过该平台借得款项2万元，借款日期为2017年8月24日至2019年8月25日，分24期归还。由于高某连续逾期未按时还款，为避免出借人的损失，该平台于2018年1月24日将该笔借款项目借款转让给某资产管理公司。截至2018年4月24日，某资产受让公司共受让借款本金16950.36元及应付利息552.71元。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高某向二中院主张其身份证系出借给其朋友使用，实际借款并非其本人，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

二中院认为，该案借款协议由被执行人高某签订，其虽主张其身份证系出借给其朋友使用，实际借款并非其本人，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亦无证据证明其系被胁迫、欺诈情况下签订合同。高某应依法承担此案生效仲裁裁决书确认的债务。法院查询、冻结其银行账户，并对高某限制其高消费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惩戒

被法院采取信用惩戒措施近80%被执行人成老赖

“执行中，有的被执行人系出于友情或爱情而出借身份信息用于网贷，与真实借款人关系恶化后，又未能及时解决网贷问题，从而引发债务问题。”梁立君表示，此类案件在执行案件中极为常见。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被执行人本身未能充分考虑身份信息出借后果；另一方面，网贷平台对身份信息核实缺少监管，也从侧面加重了这种情况的出现。

此外，格式化电子借款合同本身存在不足或借贷人忽视其中争议解决条款；平台借贷存在将居间服务费计入借款本金、骚扰、欺骗甚至威胁的违规行为；网贷平台自身风险控制制度不完善；借款人诚信缺失，面对执行案件选择逃避等也是此类案件高发的原因。

“二中院执行三庭近三年的159件网贷案件中，近80%的案件被执行人被采取信用惩戒措施，被限制高消费或者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中，有20%的案件因借款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而被动履行。”梁立君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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