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设仲裁法庭并非专注于解决国家间主权争端的机构，其业务范围已经横跨到了调整国家与其他法人的范围中，涉及到了国际私法范围。如常设仲裁法庭于1935年仲裁了美国无线电公司提起的，与当时中华民国政府所签订的关于无线电通讯协议的争端。又如常设仲裁法庭在2012-17号案件（PCA Case No. 2012-17）对于美国某能源集团提起的针对加拿大政府违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仲裁。
由此可见，常设仲裁法庭根本不是调整国家间关系，解决国家领土争端的专门机构。根据其自身的统计，近年以来，其参与的国家间争端的仲裁只有8起，而其参与的私营部门与国家间争端有73起，其参与其他有国家控制的实体（如国有企业）、国家或国际组织涉案的争端有34起。针对国家间争端的仲裁只占其业务量的7%，不由得让人对其仲裁的专业性与仲裁结果的权威性提出质疑。
仲裁的执行
由于国际仲裁是在争端当事国的共识之下提交给仲裁法庭的，那么出于国家在提交仲裁申请时的自愿原则，仲裁结果应当被执行，且仲裁结果应当被视作为最终裁决。但是具体到个案的执行中，则需要仲裁的参与方本着良好的意愿，自觉执行相关的结果。
但根据国际法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制定的《仲裁程序示范规则》（The Model Rules on Arbitral Procedure）的第35条，如发生下列三种情况之一，则仲裁结果是无效的：仲裁庭越权、仲裁者的腐败与仲裁严重背离程序正义。当然如果仲裁结果违反了国际强行法和最基本的国际法原则，仲裁结果也是无效的。国际法委员会是于1947年由联合国大会成立以促进国际法的编纂为目的的组织。其意见应当被视作国际社会针对国际法的共识。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仲裁庭的越权行为，知名的案例为美国与加拿大关于东北边界划分案。由美国与加拿大所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在仲裁结果中无视美、加两国提出的边界线，而是自行划定了第三条边界线。这被公认为是一种典型的越权行为，导致了该仲裁结果无效。这一案例充分说明仲裁应当充分尊重国家的意愿，仲裁委员会决不能无视国家的意愿，自行其是。
常设仲裁法庭与联合国国际法院不同
经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应该已经清楚地发现，常设仲裁法庭并不具有固定的人员构成、并不是法庭，其仲裁和行动均应当遵照国家的意愿，其地位在国家之下而非国家之上。常设仲裁法庭是由1899年《公约》设立的，如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位于德国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的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一样，这些由特定公约设立的国际机构并非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其只能处理特定范围内，针对特定公约所提出的特定问题，并非普遍的国际司法机构。而仲裁这一第三方解决争端的机制则介乎外交谈判和国际法判决之间，其虽然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仲裁远不及国际法院的判决来得庄重正式，仲裁在严格意义上也不是国际法裁决的一个部分，常设仲裁法庭远非国际司法机构的组成部分。
同样是在海牙和平宫办公的联合国国际法院的法律地位就远高于常设仲裁法庭，其司法神圣性也远非常设仲裁法庭可比。联合国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是联合国六大主要机构之一，是联合国最主要的司法机构。组成这一法院的15名法官任期九年。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与国际法院的相关案件，一旦主权国家同意将相关争端交由国际法院裁决，那么国际法院的判决就必须得到执行，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四章，安理会被赋予了强制执行国际法院判决的权力，这充分保证了国际法院的执行力及其判决的神圣性。而联合国国际法院的前身为国际联盟下属的常设国际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正是由于常设国际法院于1922年的成立使得常设仲裁法庭受理案件大大降低。可见，解决国家间争端的主要司法手段早已成为了国际法院的判决，而非常设仲裁法庭的仲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