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滥觞于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当时资本主义已从高歌猛进、向全球不断扩张的“资本的年代”，迈入到危机初露的“帝国的年代”（霍布斯鲍姆语）。一些西方学者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开始质疑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中所笃信的理性乐观主义、历史进步主义以及对自然的理性结构的信仰，并颂扬非理性在人类生存发展中的重要护佑作用。尼采把否定历史传统和道德原则的现象统称为虚无主义。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由来。20世纪70年代，西方激进左派在反政府活动中遭遇政治失败之后，逐渐趋向文化领域，期望通过零星地、持久地反对政府来解构现行的体制，但它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化。
本来，中国的学术土壤中并未曾独立孕育出历史虚无主义，但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却不止一次地遭遇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除了一些现实层面的原因之外，从历史哲学层面看，现阶段历史虚无主义的兴起主要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入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相关。后现代主义史学通过引入“文本”的概念和“读者”的视角试图表明，不仅未来面向人们开放，过往的历史同样是开放的，每个人完全有理由来对历史构图进行自由地“连接”或“解读”。这种理论主张有助于打破西欧中心论、反对教条的历史命定论，主张更贴近地阅读历史文本，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包含着致命的“阿基琉斯之踵”：否定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因果联系，进而否定历史规律，否定真理，由此衍生的非理性主义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
历史虚无主义处理历史事实的方法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罔顾实际的历史进程，抽象地假设、推演，乃至否定和歪曲历史事实；二是借助反讽性和戏谑性解释，恶搞、贬损和诋毁已有定论的正面历史人物和崇高历史事件及其意义，或者彰显反面人物的“人性”，以图为之翻案。这两种类型的手法比较直接，所体现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明显，属于“显性”的历史虚无主义，比较容易澄清。而“隐性”的历史虚无主义则借助精心挑选或“发现”部分碎片化的历史事实，或者通过对整体历史无限细分，来实现对民族史或世界史中宏大问题的解构或重构，结果呈现一种伪造的“历史”。概言之，其基本理由是，过去的历史是由历史时空坐标中代表无数稍纵即逝“事件”的散点连缀而成。所谓的历史事实，原本就是由孤立的“事件”偶然形成，如何连接这些历史“散点”，或者赋予它们在历史解释中以大小不同的“权重”，完全取决于历史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取舍和判断，因而对同一组历史事件而言，也就有了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义。这类思潮处理历史事实的手法包含一定的“技巧”，其意识形态色彩相对隐晦，但同样含有历史虚无主义元素，实践中具有较大的迷惑性，需要给予足够的警惕。
历史现象内部及其之间的联系虽然千差万别，总体上不外乎两类，即构成历史现象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和非因果联系。若要相对准确地描绘出历史的构图，廓清历史现象的真实面貌，必然离不开对历史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求索。非因果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现象生成变化，但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历史虚无主义者要么忽视和否定了历史事实之间的客观的内在因果联系，要么把历史事实间的相关关系同等程度地看待，不顾它们之间的“离散”程度，结果，凡是多少有些瓜葛的相关人物事件都被作为历史要素按照一定故事情节组织连接起来，都被冠以“历史记忆”、“历史再现”之名。如此，历史真相就自然完全被淹没在历史书写者五花八门的“历史叙述”活动和历史文本读者的野蛮肆意解读活动当中了；整体意义上的历史及其内含的规律由此遭到彻底的解构和否定，历史正义更是无从谈起。
为了避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批判陷入“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的理论陷阱，必须坚定地捍卫因果判断在历史认识中的重要地位，并努力揭示历史现象间错综复杂的因果链条。历史事实判断构成了历史价值判断的基础，但单有历史事实判断是不够的，应当明白，面对相同的历史事实判断，如何给出客观公允的意义评价，形成一定的价值判断，其关键在于厘清历史事实中关涉的一系列影响要素之间的因果链条关系，形成有说服力的因果判断。忽略了对事实判断形成原因的求索和追溯，就容易直接给出缺乏证据支撑和逻辑支撑的价值判断，并误以为自己的价值判断是有理有据的，结果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泥潭。
那么，如何才能探寻到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或者确保所探寻到的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正是本质性的联系呢？对历史成因判断的求索，离不开历史研究实践经验的积累，离不开科学的研究程序和章法，但更重要的是，离不开一种科学历史观的指导。科学的历史观有助于人们少走弯路，以相对较少的代价揭示出历史的真相，而偏颇的历史观往往会将人们引入历史认识的歧途。尼采、海德格尔等思想家虽然从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初衷出发，结果却变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完成者”。他们之所以未能跳出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窠臼，关键在于其社会历史观的缺陷。唯物史观最重视对历史现象间内在必然性关系的揭示，是迄今为止包括全球史观、后现代史观等在内的一切历史观中，本体论最科学、认识论最具说服力、方法论最为系统的一种历史观。
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度推进阶段，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评价，有两种倾向值得警惕：一种是“虚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夸大改良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另一种是“虚无”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就，夸大改革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来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上述两种倾向把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时期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属于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极端错误的。实际上，改革开放前后这两段时期具有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改革开放前这一历史时期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牢固的制度基础和思想保障，改革开放为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和思想威力提供了经济支撑。改革开放前的建设中的失误，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改革的轨道；改革中暴露出的深层经济社会问题表明，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始终贯穿这两个历史阶段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面对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实践活动，以及在这种活动推动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能力的不断增长和提升，当下“中国梦”的提出正是这种实践能力的理论升华和现实承接。两个历史阶段共同的价值旨归是，占中华民族主体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解放和幸福。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科研部）
